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兰文选的博客

——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日志

 
 

【转载】关于国学研究的两个问题  

2016-12-29 22:02:45|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李存山 

(在拙文《国学与中国哲学》中,谈到“国学与中国文化”和“国学与学术分科”两个问题。大抵前者是为综合性的“国学研究”作辩护,后者则从传统的角度为中国学术在近现代走向“学术分科”的合理性作论证,此亦分析与综合、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也。)

 

1.国学与中国文化

如前所述,“国学”之名在上个世纪初兴起,至五四时期“国学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至20年代中后期“国学”或“国故学”受到质疑。在清华国学院和北大国学门相继于1929、1932年停办以后,虽然作为通识教育的国学著作仍不断涌现(30年代颇多,至1947年仍有曹伯韩的《国学常识》出版),但“国学”逐渐淡出了学术研究的主流。如史家所论:

在尊西趋新和民族主义这两大20世纪主流趋势的互动下,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这一演化进程竟然以不承认国学是“学”为结果,实在意味深长。

正是“国学”的淡出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文化”这一称谓的主流地位……惟“中国文化”也继承了当年伴随“国学”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中国文化自身怎样“走向世界”乃成为学界思想界关注、思考和争辩的问题,虽时隐时显,仍贯穿了整个20世纪,并带入21世纪。[1]

由此可知,“国学”研究实乃“中国文化”研究之生母也。这与20世纪80、90年代先有“文化热”后有“国学热”正好次序相反,这也“实在意味深长”!“欲存其子,必守其母”,从“文化热”到“国学热”正说明国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必要。

“国学”之所以淡出学术研究的主流,除了尊西趋新和民族主义追求学术之实用外,其遇到的一个“暗礁”就是“整理国故”者认为“国故”一经整理就可分别归入西方学术分类的“分科研究”,即所谓“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因为“学无国界”,所以“国学”只是“一时代之名”,当“国故”被分别归入各个学科之后,此名就可不立。现在反思起来,把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或“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分别归入现代学科,这的确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现代的分科是否已经把中国传统的学术分尽了呢?而且,在分科之后是否还需要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等等是否通过分科研究就可以穷尽其学了呢?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区域研究如“东方学”、“中国学”,在美国还有“美国学”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之后,我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设置了一些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儒学研究中心等等,也推出了多种关于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儒学史、经学史等著作,这些恐怕都不能只归入“史学”,而是带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国学”研究实即属于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它不可能取代现有学科体制下的文、史、哲等分科研究,但在现有学科体制中设置一个综合性的“国学研究”平台还是有必要的。从“文化热”走向“国学热”,正说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仍需要以“国学研究”来解决。虽然中国文化是由多种因素组成,但它又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此即文化的“分”与“整”[2])。中国文化既与其他民族文化有着相通的普遍性,又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此即文化的“同”与“异”)。“文化”不可无“学”,就“文化”有其特殊性而言,“学”也并非全无“国界”(虽然“国”与“国”之间仍可相通)。“国学”即以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形式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如曹聚仁所说,此乃国学“独任之职务,亦彼之真实生命也”。如果我们既讲“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又否认“国学”概念的“合法性”,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2.国学与学术分科

一般来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3]。这里既有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又有着时代性的差异。实际上,中国文化“重和合”,其中也潜含着学术分科的因素。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体制受西方学术分类的影响,走向分科教学和研究,此亦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所必须,从一定意义上说,亦符合中国学术发展的逻辑。

中国文化在上古时期“学在王官”,“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在此官学一统、政教不分的时期,亦无所谓学术分类。孔子开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教”,设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此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至汉初“独尊儒术”,至两汉之际乃有图书的分类。《汉书·艺文志》承刘歆的《七略》,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此中六艺略、诸子略是在“独尊儒术”“表彰六经”的背景下以学派划分,而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等则带有“分科”著录的性质。西晋时期,荀勖、张华编成《晋中经簿》,开创四分法: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

此中新创的是“丙部”(史部),其原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因汉代以后史书发达,故自《晋中经簿》始从六艺分出,蔚然别为一家;其另一改动是把兵书、数术、方技合入诸子,遂使“分科”著录的性质大为减弱。东晋时期,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由此史书称为“乙部”。南北朝时期,宋元嘉十五年(438)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并建”(《宋书·隐逸列传》),此“四学”既以学派划分又有“分科”的意义;宋元徽元年(473),王俭又别撰《七志》:

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隋书·经籍志》)

此中把史书又合入经典,是一倒退;把兵书、数术、方技又从诸子中别出,则具有复原“分科”著录的意义;其另立“图谱志”,其后不传,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遗憾;其附录道、佛之书,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情况。南梁普通年间(520—527),阮孝绪更为《七录》:

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同上)

此中恢复了史书别为一录,但把兵书又合入诸子,把数术、方技合为“技术录”,删掉了“图谱志”。在《隋书·经籍志》以后才正式形成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法,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四库全书》。

四部分法是中国传统图书分类的主流,其主要体现了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和中国文化“重和合”的特点,而其缺陷是减弱了中国文化也含学术分科的因素。在四部分法流行后,亦有一些学者提出批评,其最卓越者如南宋的郑樵,他在《通志·艺文略》中把图书分为12大类,82小类,442种。12大类中,经类为第一,但抽出礼、乐和小学各为一类,然后是史类、诸子类,但把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从诸子中抽出而各为一类,最后是文类(相当于集部)。“盖郑氏根本不守四部成规”[4],他的图书分类较多体现了“分科”的特点。在《通志·校雠略》中,郑樵说: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5]

其所谓“专门之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分科之学,其中的一大部分中道失传,在郑樵看来,此中原因在于“书籍之亡”,而“书籍之亡”又是由于“类例之法不分”,这是很深刻的见解。郑樵又在《通志·图谱略》中批评自刘歆的《七略》以来,除了王俭的《七志》,余皆“只收书,不收图”,“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他将图谱总括为天文、地理、宫室、器用等16类,指出:“天文、地理,无图有书,不可用也……凡宫室之属,非图无以作室……凡器用之属,非图无以制器……”[6]他所说的“图谱之学”亦属中国古代的分科之学,特别是有关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目录学家认为,“郑樵建成的新的分类体系是最杰出的一种……是我国分类学史上的一大突进。可惜后人没有继续发展,直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分类表输入,才建成了更完整的体系,但郑樵实际上己经进入那种完整体系的大门。”[7]在郑樵之后,敢于突破四部分法的还有清代的孙星衍。他在《四库全书》编成不久,公然提出新的图书分类,即以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分部十二”(《孙氏祠堂书目》序)。孙氏的分类亦重视分科,与郑樵的分类精神相通。

宋代学术留下历史遗憾的还有范仲淹、胡瑗所倡“明体达用之学”。范仲淹最重视“举县令,择郡守”和“慎选举,敦教育”,由他推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在教育的内容和宗旨上,他主张:“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胡瑗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他贯彻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在“始于苏、湖,终于太学”的教育实践中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

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这里的“治事”斋就是分科教学。“明体”主要是通识性的道德教育,而“达用”就是把学到的具体知识“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大中之道)”。此教育方针也得到二程、朱熹的肯定,如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一文中主张“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其“分诸经、子、史”就已是分科,而“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理学家吴澄“用宋程颢学校奏疏、胡瑗六学教法、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元史纪事本末》卷二);而皇庆二年,元朝就“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元史·选举志一》)。此后,元、明、清三代都是专以“德行明经”的八股文取士,其弊端乃至如顾炎武所说:“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按“无目”即取消了分科),“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日知录》卷十六“科目”、“拟题”)。

在中国近代的学制转变中,胡瑗的教学之法、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等曾起到促进作用。如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其关于“定课程”有云:

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8]

1902年,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有云:

自司马光有分科取士之说,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于诸经、子、史及时务皆分科限年,以齐其业;外国学堂有所谓分科、选科者,视之最重,意亦正同。[9]

由此可知,中国近现代走向分科教学和研究,虽然主要受西方学制的影响,但亦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惟正确处理通识性的道德教育、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与分科教学和研究的关系,仍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使从世界学术发展的普遍视角看,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如皮亚杰在1970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研究报告中,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作了分类,而且提出了“跨学科研究的一般性问题和共同机制”,指出“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实际上是建构性重新组合的一些交流,改造和改组知识的各个领域”[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01、403页。

[2]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运用“对理法”(即辩证法)提出“文化之实相”,他说:“唯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见《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249页。

[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4]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191页。

[5]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4页。

[6]同上书,第1826、1828—1829页。

[7]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5页。

[8]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9]同上书,第193—194页。关于司马光的“分科取士”之说,见《宋史·选举志六》:“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

[10]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231页。

  评论这张
 
阅读(7)|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