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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文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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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福乐智慧》的善行观——关于善与人生的一场精彩辩论  

2016-12-31 23:41:39|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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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樱 

 

在古代维吾尔人的哲理观中,人生是短暂的,幸福是变幻不定的,只有善才是永恒的。正如《福乐智慧》所说,“人世匆匆,善却永存,善德会留下不灭的足迹”(5924行)。“高位和王权都会对你反目,只有善行不会将你背弃”(5089行)。“谁若行为善良,他虽死犹生;谁若作恶多端,他虽活着却犹如死去”(5923行)。“善”在《福乐智慧》的伦理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福乐智慧》汉译文中的“善”、“善德”、“善行”、“善良”等词汇在维吾尔文的原文中用的是一个词,即“?dgü”。而“行善”、“积善”、“善举”等动词,也均由“?dgü”这一词派生出来的。“?dgü”这一词汇在古代维吾尔人民群众中使用得相当广泛。早期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中,把“善神”写作“t?ngr?miz ?dgüsi”,回鹘文的佛赞中,“十种善行”的原文为“on ?dgü”,“善良的信徒”写作“?dgü dintar”。古代维吾尔语中的“edgü”一词,其词义及内涵与汉语中的“善”是相同的。

在古代维吾尔人们伦理观念中,美的即是善的。具有美德的人才具有善德。美德源于智慧,源于知识,善德亦源于智慧,源于知识。“一切善行均来自智慧”(1841行),“一切善事全得益于知识”(208行)。智慧与知识是美与善存在的前提条件。

那么,究竟什么是善,善的本质又是什么?这是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评题。时代不同,善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处于野蛮时代的民族,把贵青壮贱弱老视为天经地义之事,把杀人多者、掠夺能手奉为英雄。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为民除害、讲究忠义、尊老爱幼、尊重知识,行为文明被公认为美德,善行。即使在同一时代,同一个民族之内,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不同阶级与阶层对于美与善有着不同的理解,持不同的标准。

《福乐智慧》中四位主人公——日出国王、月圆大臣、月圆之子贤明以及隐士觉醒,由于他们的身份与地位不同,人生观有异,因此,他们对于善的标准,善的本质所持的看法亦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他们围绕着什么是善的本质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日出国王与贤明大臣为一方,隐士觉醒自己为一方。辩论之初,双方观点对立,分歧甚大,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争论得十分激烈。然而,随着辩论的展开,双方的观点开始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辩论的气势有所减弱。至于辩论的结果,可以说双方均有被对方征服之处。

这场辩论所占的篇幅很大,占到整个作品的一半还多。这场辩论强化了诗作的戏剧性与哲理性,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和性格,使诗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大为加强。这场辩论在《福乐智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积极造福于民,还是离群索居苦修来世之善功

一天,月圆大臣向日出国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为善,何为善的秉性?”日出国王如是说:“若问善的秉性,它不顾自己,专利于他人。它为所有人行善,却从不居功、要别人感恩。它不求利已,只为他人造福,造福于他人,而不求回赠”(856—858行)。按现代语言来说,日出国王认为善的秉性就是只讲奉献,不讲索取。

一次,日出国王从贤明大臣那里得知,贤明的族兄隐士觉醒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日出国王有意请他出山,让他辅佐自己执政。于是,他给觉醒写了一封信,令贤明大臣携信去拜见隐士觉醒。日出国王在给隐士觉醒的信中写道,要行善功就“要让庶民得益,分担其苦难”(3237行),“要扶持、援助穷苦的人们”(3240行)。他批评觉醒隐居山林“除礼拜、封斋,你什么事也不管。做礼拜、封斋只对你个人有益,祈求私利即是薄情寡义”(3242行),“谋求私利者怎算得是人,真正的人应该造福于他人”(3931行),“能使黎民获益,才是好人”(3271行)。

如果说,日出国王在回答月圆大臣的提问时,阐述了他对于善的本质的认识,那么,他在给觉醒的信中则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于善的理解:造福于他人,首先就是要造福于黎民,向遭受苦难的贫民百姓伸出援助之手,使他们获得益处。

日出国王认为,心中没有国家与民众利益的人,一心只为个人来世的幸福而祈祷、苦修,尽管他态度十分虔诚,以为自己在为来世积善德,但是,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实质上算不得行善、积善,不过是一种旨在谋取私利的举动。他认为,只有目的髙尚、心怀民众、无私奉献的人,他的行为才算得上善举。

贤明大臣的观点与日出国王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也认为,造福于他人是善行的本质。他曾多次劝喻日出国王:“语言要真诚,心地要公正,要以自己的善行造福于他人”。他对隐士觉醒说:“活着就应为人民带来好处”(3369行),“为世人造福——这是人活着的标志”(3370行)。

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把为国为民造福作为生活的目标,并以此作为对于善的追求。日出国王与贤明大臣这一方的观点,即使今天来看,仍是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维吾尔族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十一世纪就能够如此鲜明地提出这些主张,实在难能可贵。这表现出诗人高尚的思想境界和广阔的胸怀。

相比之下,隐士觉醒一方的观点就比较消极。诗人之所以给他起名叫“觉醒”,是由于他看破了红尘,大彻大悟。觉醒认为现世“如过眼云烟,一闪即逝”,人在今世“不过是留宿两天的过客”(3618行)。在他看来,无论是富人,或是穷人,无论是皇帝或是乞丐,最终都逃脱不了一死,因此他说:“今世之万物皆为了人生,生之不存,则万物皆空”,与其为无常的今世劳碌,不如为永恒的来世祈福。为此,他弃绝红尘,索群隐居。他说:“人若参与尘性之事,祈祷也修不成来世的善功”(3340行)。他把一切希望与憧憬都寄托于来世,要“趁有生之年,多做祈祷,求得真主的喜欢,别无他顾”(3794—95行)。

基于他对于现世所持的这种否定态度,他对造福于民众的善举毫无热情与兴趣。他认为隐居山林“不能给众人带来利益,也不会给人们造成损失”(3352行),人生“不过是留宿两天的过客,只为两天的欢娱,又何必昏昏然去把生活追求”(3618行)。他主张人们应该断念绝欲,看破红尘,苦修祈祷,专心致志的去为来世积善功。

隐士觉醒的观点带有浓重的消极遁世的佛教思想的烙印。他轻现世,重来世,认为虔诚地为来世积德,就是最大的善举,最大的善功。觉醒的观点与日出、贤明所持的那种积极向上、对现世、人生充满热情与希冀的观点,显然是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两种对立的观点。

二、针锋相对,唇枪舌箭

贤明大臣携带着日出国王的亲笔信函来到族兄觉醒隐居的山林,转达了日出国王请他出山从政的意愿。但是,遭到了觉醒的拒绝,觉醒提笔给日出国王写了回信,叙述了他不能出山的种种理由。然而,慕贤如渴的日出国王仍不死心,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让贤明再次登门劝说,又被觉醒谢绝。一请遭拒绝,二请复不出,日出国王决定让贤明“三顾茅庐”,觉醒这才免强答应出山会见日出国王一面。他进宫后,向日出国王滔滔不绝地面陈了自己的主张。

通过往来的信函及面对面的交锋,双方充分地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与主张,针锋相对地反驳对方的观点,把作品的矛盾冲突推向了高潮。

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

(一)对待现世的态度

对待现世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儒家持热恋的态度,道教持超脱的态度,佛教持弃绝的态度,伊斯兰教持承认的态度等等,不一而足。

隐士觉醒对待现世持否定、弃绝的态度。他把现世喻为“只是往昔与未来的站口”(3633行),它变幻无常,一闪即逝。同时,它又是“罪恶之地,黑暗的牢笼”,他认为现世“妨碍着世人修功行善”(6153行)。

日出国王与贤明大臣一方,对待现世持积极态度,他们不仅不把现世视罪恶之地、黑暗的牢笼,而且还把现世视为充满幸福的乐土,他们说“今世的幸福并非坏事”(3915行),“不应对生活厌倦,莫要把广阔的世界人为地缩小”(3650行)。他们反对觉醒弃绝红尘的主张,并认为这种主张十分荒谬,如果推而广之,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倘若世上的人都抛弃城乡,含辛茹苦蜂拥到高山之上,那么世界就将毁坏,大地就会荒芜,人祖之子也将断绝”(3652—53行)。

(二)对待欲念的看法

隐士觉醒是个禁欲主义者。他认为食欲、性欲、物欲是罪恶之源,他说“欲念是最凶恶的敌人”(5319行),“美味佳肴是口腹的享受,追求口腹享受的人无异于马牛”(4772行),“尘世的温饱其实是饥饿,享乐和欢愉其实是受苦”(5317行)。在他看来,性欲对人的危害更大,“情和欲会使男儿失去力量,谁若做了它的俘虏,必然受难”(6162行)。妻室之欢,抚育儿女之乐均为苦难,他诅咒肉身是可恶之敌,是使人陷入罪恶的罗网;他认为物欲是诱发人犯罪,使人堕落之因,因此他对财富充满了憎恨,他说“今世的财富与信仰不共戴天,享用财富会把信仰摧残”(3539行)。

日出国王与贤明大臣的一方也认为,无论是国王或是大臣、官吏,都应对欲望加以节制。但是,他们却反对觉醒所提倡的绝欲断念的禁欲主义主张。他们认为,饭食维系着人的生命,人活着就有食欲。追求口腹的享受,无可非议;他们认为,性欲是繁衍人类的需要,“要娶妻室,要生儿育女,没有儿女,会受到人们的责备。妻室则是传宗接代的灵丹”(3372行)。如果人们都变成禁欲主义者的话,人类将会断子绝孙;至于物欲,他们认为只要能做到“财富来了,不热衷迷恋;财富去了,不愁眉苦脸”(3446行),财产来的正当,用的正当,它不仅不会给人们带来坏处,还可以成为“通向善行的向导”(3979行)。

是主张禁欲,还是反对禁欲;是违背自然规律、违背人类正当的生理要求,还是顺乎自然,顺乎人性,在这个问题上,辩论的双方存在很大分歧。

(三)通过何种途径去获得来世的幸福

从古至今,有许多人相信来世的存在。基督教的伊甸园,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伊斯兰教的乐园,曾使多少现世的不幸者充满了希望。他们在现世于痛苦中挣扎,但是忍受着,相信死后到了来世就会获得解脱,获得幸福。

辩论的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然而在一点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即他们都相信来世的存在。

但是,通过何种途径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呢?在这一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又产生很大的分歧。

觉醒认为,弃绝红尘、绝欲断念、通过个人的祈祷苦修,是为来世行善积德、获得来世幸福的途径。他说,“我已摈弃了人生的希望企冀”(4728行),“倘若我今生不把欲念抛弃,来世里不会得到好处”(4736行)。他特别强调祈祷的作用,把祈祷视作为来世积善的重要手段。

日出、贤明一方的观点是不应弃绝现世,而应重视现世。治理好国家,努力造福于民,实现国泰民安,这是最大的行善积德。他们特别强调现世善行的重要性,相信“善功善德必须从今世带到来世”,在现世越是热衷于为民造福,热衷于善行善功,到了来世也才会获得更大的幸福。

他们驳斥觉醒的观点道:“一味相信祈祷的信徒,找不到使真主满意的道路”(3249行),并说“无知识的祈祷,只是徒劳”(3216行),“无知者徒劳去祈祷,莫如有知者去睡大觉”(3225行),“为自己祈福,莫如祈求一国之君贤明。国君贤明,得福的将是庶民”(3267行)。在他们看来,与其热衷于滥做祈祷,莫如积极行善,他们响亮地提出“行动即是祈祷”(3675行)的口号。他们对于脱离现世生活、脱离大众、独善其身、只为个人祈福的宗教信徒的反感与不满,从上述汉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双方观点的互渗

在这场笔舌之战中,双方的论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相互指责,论战曾一度十分激烈。但是,纵观全局,这场辩论又相当微妙。作者最初力图使这场辩论虎虎有生气地进行下去,但是,由于作者思想观点上的矛盾与犹豫,致使他后来无力驾驭这场辩论,无法使它按最初的旨意进行下去。因此,从这场辩论的中轮开始,双方的观点出现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情况,辩论的气势以及论证的逻辑性明显地减弱。辩论的结局亦有些出乎读者的预料。

双方辩论之初,日出国王、贤明大臣一方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振振有词,气势雄劲。而隐士觉醒一方则只有招架之功,无出击之力,基本上持守势。在第一轮辩论中,日出、贤明一方具有显著的优势。

贤明大臣带着日出国王的信函二访觉醒,开始了第二轮辩论。两人各摆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久居山林、孤陋寡闻的觉醒突然向贤明打听出从政应具备哪些知识,进入宫廷应注意哪些礼仪。给人的感觉是觉醒似已被日出、贤明一方说服,决定放弃隐居生活,出山为民造福。但是,当贤明得意洋洋地向其族兄滔滔不绝地大讲从政之道、治国之策,宫廷礼仪以及如何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之后,觉醒非但没有为之动心,相反却更加坚定了自己弃世隐居的主张。他向贤明详尽地阐述了他弃绝红尘、潜心苦修的理由,历数了现实社会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烦恼以及许多无法解脱的痛苦,并指出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一死,与其热衷于尘世的功名利禄,不如绝欲断念,刻苦修心,追求来世永恒的幸福。

觉醒的一番说教,打动了贤明之心,他说“听过你的话,我均已领悟,我别无话说,已对你折服”(4875行),“你讲的是箴言,我讲的是戏言,我愿放下戏言,向真谛俯首屈服”(4877行)。在这轮辩论中,觉醒伺机从守势转入进攻,并使对手之一贤明折服。

贤明是日出国王的助手和心腹。贤明观点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日出。日出国王在贤明大臣的说服下,也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对贤明说:“你那位兄弟已大彻大悟,我们再无可能将他召请。我辈已沦为情欲的奴隶,在碌碌无为中虚掷生命”(4908行)。

日出国王第三次派贤明去觉醒处的目的,已不再是坚持请他出山从政,而是想请他进官,面聆他的指教。觉醒进宫与日出国王会面,日出国王亲聆了隐士觉醒的见解之后,感动之至,甚至落了泪。作品这样描绘道:“国王听罢此言,哭声呜咽,说,觉醒啊,它是人间俊杰”(5397行),“我已迷失了正路,是你给我指出了正路。觉醒啊,请你为我祈祝,让真主赐予我善德的路途”(5400行)。

从上述情况看,这场辩论似乎是以日出、贤明一方改变初衷,以觉醒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要复杂得多。

从表面看,日出、贤明似被觉醒的观点所折服,也说了些诅咒现世、诅咒今生、应该绝欲断念之类的话。但是,正如俗语所说,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三轮辩论结束后,日出国王、贤明大臣依然如故,还是照样热衷于尘世的功名。贤明大臣仍然一如既往,对日出国王侃侃谈论治国之道,处事之理,并鼓动日出国王重整军队,重树军威,丝毫看不出他有弃绝红尘、绝欲断念之意。日出国王也依然终日为国事而劳碌,甚至因“国事纷纭,而闭不上双眼”(5499行),一心扑在兴邦治国大业之上。他们的信条也没有发生动摇,始终认为造福于他人,实现国泰民安是最大的善举。

从觉醒一方看,经过一番辩论后,他的观点也大有修正。过去,他一贯主张独善其身、对为民造福之类的公共事业毫无兴致。但是,觉醒临终前的观点陡然大变,他对贤明大谈起人活着要为他人着想以及要为民造福的道理。他甚至口出惊人之言:“人中英杰能急人之难,牺牲宝贵性命而使他人欢悦”(6100行),“施舍金银者算不上慷慨,慷慨者应为众人奉献生命”(6106行)。他告诫贤明说:“莫牟取私利,要为民谋利”(6098行),“要求得庶民的欢欣”(6099行)。一贯主张弃绝红尘的觉醒不但没有劝导贤明去索群隐居,刻苦修行,相反却劝导他要在朝廷里尽力去辅佐日出国王,并说这就是真主赐予他积善功、修善德的极好机会。一向对尘世政事漠不关心的觉醒,此时却一反常态,对贤明大谈起法制,仁政等治国之道。他此时的观点与他过去的观点截然不同,此时的觉醒也与往昔的觉醒判若二人。

这场辩论以激烈的交锋为起始,以双方互相妥协、双方的观点互渗、互融为结局。

四、这场辩论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福乐智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这场思想大辩论,犹如一把金钥匙,把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灵之门一一开启,将他们的心扉向读者敞开。读者可以畅通无阻地深入到这些生活于十一世纪的维吾尔族精英人物的思想深处去,倾听他们的呼吸,了解他们的苦与乐,忧与喜,摸索他们内心深层的徬徨与矛盾。

从这场思想大辩论中,人们可以从中窥见十一世纪维吾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的哲学观、伦理观、政治观以及人生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我们对于伟大的诗人、思想家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哲学思想有进一步的理解,对于《福乐智慧》这部不朽之作所包孕的深刻社会内涵有更深的认识。

十一世纪是维吾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从九世纪中叶维吾尔民族大规模的西迁之时起,到《福乐智慧》问世的十一世纪中叶止,在这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内,维吾尔民族在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维吾尔民族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民族,过渡到定居的农耕民族;从漠北草原,来到戈壁绿洲;从分散的部落生活到统一的高昌回鹘汗国与喀拉汗王朝的建立;农业生产发展,丝绸之路畅通,手工业、商业都呈现繁荣昌盛的局面;西域自古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各种古老文明,各种宗教交汇之地,维吾尔人定居西域后,受到各种古老文明与各种宗教的撞击。这种种因素促使维吾尔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引起维吾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维吾尔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必然会影响到它的上层建筑,使维吾尔意识形态领域内亦出现空前昌盛、活跃的局面。

巨大变革的时代激发起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吸引着人们直面社会,直面人生。被巨大变革时代所激发起的人的积极性、创作活力以及强烈渴望统一的群体意识,与消极、遁世、寻求个人解脱的宗教意识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一方是新兴的世俗力量,一方是保守的宗教势力;一方要人们积极向上,热情参与社会生活,而另一方则对现实感到厌倦、悲观,要人们寄希望于来世。

《福乐智慧》中日出国王、贤明大臣与隐士觉醒之间的思想辩论,以及辩论双方思想、观念所发生的冲突,其实质就是当时维吾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新旧两种力量的较量与斗争。

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敏锐地觉察到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时代的前列,把他自己以及广大民众对于新生活的热情与憧憬倾注于笔端,凝铸在他们塑造的人物身上。《福乐智慧》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如日出国王、月圆大臣、贤明大臣,都是热衷于兴邦治国、忠心耿耿为民造福的形象。诗人之所以在诗作中精心安排了大辩论这样一出重场戏,其目的之一也是欲让自己心爱的人物——日出国王与贤明大臣能够在争论中得以充分阐发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尽管在《福乐智慧》中仍有不少悲观、低沉的音符存在,但是可以看出,诗人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曾竭力想将它谱写成一首曲调高昂的新兴力量的赞歌。

但是,历史留给人们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十一世纪的维吾尔社会,有欣欣向荣、令人鼓舞、使人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一面,同时它也存在着令人悲观与失望的一面。喀拉汗王朝创建后不久,伊斯兰教便开始传入。从此宗教征战连绵不断,维吾尔人之间互相残杀。宫廷内部的纷争愈演愈烈,夺权斗争、宫廷政变不断。在刀光火影中苟延生存的百姓怨声载道。可以说,十一世纪的维吾尔社会,积极进取与消极遁世这两种力量都有其存在的时代背景,都有存在的社会基础。

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是生活于十一世纪维吾尔社会的诗人。他的人生观与哲学观亦不可能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对生活充满憧憬与希望,富有热情,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他的思想主流。但是,严酷的现实又常常使他的希望与理想遭到破灭。在此困惑之际,他作为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作为一位年近花甲、时时受到死亡威胁的老人,他又挣脱不开宿命论、消极遁世等思想的困扰。当他感受到时代的冲腾活力、浸沉于理想王国的构建、憧憬美好生活之时,他犹如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神采奕奕的王子;然而当他为时弊而忧心忡忡之时,他又成了一位被重负压弯了腰背、任命运摆布的老人。《福乐智慧》中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诗作中精彩绝伦的思想辩论刚刚展开、双方的观点之陡然改变,以及论证中所出现的一些逻辑思维上的混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由于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双重性格所造成的。而他的双重性格则是时代所铸造成的。我们没有理由对于诗人过分苛求。

《福乐智慧》中日出、贤明与觉醒之间的思想大辩论,已经引起国内外《福乐智慧》研究者们的关注,对于这场辩论的评说多从宗教派系之争的角度出发,将他们的争论看作是正统伊斯兰教与苏非教派之争等等。这场辩论涉及到宗教问题,但是,我以为只有将这场辩论置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中去加以考察研究,才能更准确地揭示这一场思想大辩论的实质,从而也才可能对《福乐智慧》这部不朽之作的社会内涵进行较为深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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