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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  

2017-01-20 17:52:22|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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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按:此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是我研究上博简(二)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的一个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去年末以来有2003—2004年度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活动,我以此文申报,经初评、公示等程序,现获得三等奖。这是我自1984年到社科院工作后的第二次参评、第一次获奖。虽然事属平常,但对于我仍有较特殊的意义。现将此文录于下,非敢以自炫,亦就教于博友也。】

内容提要:本文论析上博简(二)中《容成氏》关于“启攻益”、“汤攻桀”以及上古帝王世系的记载与经、史相异,并且探讨了《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其“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当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在燕国发生了“让国”事件而孟子的思想更集中在“王霸之辨”时,《唐虞之道》等篇的“帝、王之辨”就不合时宜了。“史”受到“经”的影响,经、史都存在“务存褒讳”、“隐没者多”的问题。“禅而不传”、“启攻益”、“汤攻桀”等等是被以往的经、史所“损”掉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早期儒家有一种比肯定“汤武革命”、“王道政治”更具理想性和批判性的意识。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1]中有《子羔》、《容成氏》两篇是讲上古史的,其中《子羔》篇以子羔问、孔子答的形式讲了“昔者”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善与善相授”,舜与禹之间的“禅让”脱简少文),《容成氏》则如整理者李零先生所说,从最古的约二十一个帝王一直讲到周文王和周武王,“三代以上,皆授贤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我想,从“前后适成对比”上说,这类似于《孟子·万章上》中所讨论的是否“至于禹而德衰”的问题;而其中的“启攻益”即简文所说“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则使我考虑到经与史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经”是泛指先秦时期留下的儒家典籍(包括《大戴礼记》等),“史”主要是指《史记》以来的“正史”。

关于“启攻益”,见于《容成氏》的第33、34简,其文云: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从“禹有子五人”至“欲以为后”,其句式与前面讲的“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完全相同;后面的“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句式与前面的“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也完全相同(据陈剑先生《上博简<容成氏>的拼合与编连问题》[2],第12简与23简相连,其中缺文亦应是“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变化就出在舜、禹“五让”之后“不得已,然后敢受之”,而皋陶“五让”之后却“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即另请益为接班人(“后”)。至此,《容成氏》的记载与“正史”是相符合的,《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而且,据《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是已经完成了“禅让”的程序的,但接下来的记载就有歧异了。《容成氏》的记载是“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夏本纪》的记载是:“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受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夏本纪》的记载实是本于《孟子·万章上》: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这里的差别只是,“禹荐益于天”“任之政”后,《孟子》的记载是“七年,禹崩”,《夏本纪》的记载是“十年”禹崩(“十”可能是“七”之误字,也可能是从“帝禹立”算起,但《古本竹书纪年》记“禹立四十五年”,又见《太平御览》卷八十二;《今本竹书纪年》既云“八年帝陟”,又云“禹立四十五年”,王国维谓足见《今本》“杂综诸书,未加修正”);“三年之丧毕”后,《孟子》的记载是益避居“箕山之阴”,《夏本纪》的记载是避居“箕山之阳”(《史记》正义按:“阴即阳城也。《括地志》云:‘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误,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则为嵩山之阳也”)。《夏本纪》为此事作的解释,一是“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其意已在上引孟子的话中;二是“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这也本于孟子所说“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孟子·万章上》)。

《容成氏》关于“启于是乎攻益自取”的记载,与《孟子》、《史记》大不相同;按照刘知几《史通》所说,这是“语异正经”,而且是“于正书犹无其证”(《史通·疑古》)。这里所说的“正经”和“正书”,就包括正统的儒经和正史。刘知几当然没有看过近年才出土的《容成氏》,他所谓“语异正经”云云,评论的是他那个年代“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的“汲冢书”即《竹书纪年》等。评论的书虽然与《容成氏》的出土年代相差一千七百多年(“汲冢竹书”出土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但两种竹书的成书年代是大约同时的(《竹书纪年》纪到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为止,此与郭店竹简的墓葬年代差不多,我觉得《容成氏》等与郭店儒家简的成书年代差不多,其成书的时间要比《竹书纪年》的纪年下限要早),而且评论的事的确是一回事。确切地说,刘知几评论的是“汲冢书”中记载的四件事,重点说的是两件事,“启攻益”是其中之一。刘知几说: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唯益与伊尹受戮,于正书犹无其证。

这里的“舜放尧于平阳”,是出自《汲冢琐语》,此书与《竹书纪年》一同出土,《晋书·束皙传》谓“《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隋书·经籍志》著录“《古文琐语》四卷,汲冢书”,《史通·杂说上》云:“《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左氏》亦载此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欲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益为启所诛”等三条,是出自《竹书纪年》,《史通·杂说上》云:“《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与经典所载,乖刺甚多。”这三条均见于现传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的《古本竹书纪年》,其文云:

益干启位,启杀之。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文丁杀季历。

以上三条的后两条,在明代成书的所谓“伪本”《今本竹书纪年》中尚存(古本《竹书纪年》在南北宋之际佚失),只是第二条在“乃自立”后有“约案: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在“杀伊尹”后多“天大雾三日”,在“中分之”后有“约案: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第三条作“王杀季历”。至于“益干启位,启杀之”,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已变成:“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丧毕,天下归启。”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此“出《孟子·万章上》”。

现传《古本竹书纪年》是清人朱右曾辑录(原名《汲冢纪年存真》),也就是说,关于“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记载在两宋之际古本佚失之后,至明代被“今本”中的《孟子》之说取代,至清代才又复见于《古本竹书纪年》。此条能复见于《竹书纪年》,据王国维的考证,端赖《晋书·束皙传》,其次就是刘知几《史通》的《疑古》篇和《杂说》篇。看来,《晋书·束皙传》关于“汲冢竹书”出土的“原始记载”是弥足珍贵的,兹把有关《纪年》部分录于下:

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古人对于“汲冢书”与儒家经传的异同是很敏感的,所以先是肯定《纪年》“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然后指出其与“经传大异”的几条,其中就有“益干启位,启杀之”。在古本《竹书纪年》佚失后,书中关于“启攻益”的记载,除了刘知几《史通》所引“益为启所诛”或“后启杀益”之外,可能只留下了《晋书·束皙传》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因此现传《古本竹书纪年》的辑录者便照录之。而关于“太甲杀伊尹”,因又见于《春秋经传集解·后序》、《通鉴外纪》、《太平御览》等书,所以辑录的文字比“太甲杀伊尹”要详。由此可以说,关于“启攻益”的记载,如果没有《晋书·束皙传》和《史通》的《疑古》、《杂说》篇,此事就在《竹书纪年》中消失了,而《容成氏》的“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就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新发现(虽然在《战国策》中也有出于策士之口、令人难以置信的“启攻益”之说,详后)。

据《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是已经完成了“禅让”之程序的。因此,益被启取代,只能是益先避让,然后才有启贤或不贤的问题。《竹书纪年》记此事为“益干启位,启杀之”,不但益的结局与经、史大异,而且此事的起因也与经、史矛盾。也就是说,益没有避让启,而是“干”启之位,权位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在启一边。看来,在《竹书纪年》作者的笔下,启杀益是一个历史事实,只能直书实录,而“益干启位”则渗入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使用了“春秋笔法”。相比之下,《容成氏》的“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可能是较早的对当时“传说”的一种“原始”记述。

[1]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拼合与编连问题》,“简帛研究”网(http://www.bamboosilk.org)200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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