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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文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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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三)  

2017-01-20 17:54:54|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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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启攻益”之外,《容成氏》与经、史相异者还有重要的两点,一是上古帝王的世系问题,二是“汤攻桀”的问题。

“容成氏”原写作“讼成氏”,写在此篇第53简的背面,为此篇的篇题,而正文中的第一简已脱佚。若不是《庄子·胠箧》篇载有以“容成氏”为首的十二氏古帝王,我们恐怕很难将其释读为“容成氏”,也很难明其在古史传说中的身份(在《世本》中其为黄帝之臣,在《六韬》佚文所载“古之王者”中作“庸成氏”)。《容成氏》所载上古二十几位帝王,可能是“有别于炎黄古史传说体系的另一种传说体系”[1]。《古本竹书纪年》中有“黄帝至禹,为世三十”,从数量上说与《容成氏》所载禹之前大约二十几位古帝王差不多。在《世本》、《帝王世纪》等书中,仓颉亦为黄帝之臣,而在《容成氏》中容成氏、仓颉氏与轩辕氏等并列,也可能“次序井然”的炎黄体系(即三皇五帝体系)是从“不知其次第前后”的另一种体系“整合”而来。

在儒家的经典中,《尚书》是从《尧典》开始,《中庸》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本于此。而在《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中,比较正式地承认了“五帝”体系,但这种承认也较为勉强。《五帝德》载: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问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

文中的孔子认为,讲禹、汤、文、武、周公就已经够了,关于远古黄帝的问题,是“先生难言之”的不适当之问。在宰我接着说了“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之后,孔子才勉强讲了“五帝德”。后来,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除了在内容上多采《五帝德》、《帝系》以及《尧典》等篇外,在对五帝体系的“合法性”问题上也颇受《五帝德》和当时儒者的影响。《五帝本纪》云: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当时的“儒者或不传”,与《五帝德》本身所谓“先生难言之”、“非君子之道也”当有很大关系。为了突破这种限制,司马迁才“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经过野外的实地考察,又举出“《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得出“不离古文者近是”的结论,五帝体系才在“正史”中有了“合法”的地位。其所谓“古文”,也就是指《五帝德》、《帝系》和《尧典》等儒书。然而,“百家言黄帝”,五帝体系之外的古史传说和记载,就因“其文不雅驯”而被“正史”淘汰了。

从《五帝德》中宰我与孔子的问答看,最初的儒家对于远古的帝王传说是不感兴趣的;至《五帝德》成书的年代(估计与《子羔》篇的成书年代差不多),孔门后学才对此问题发生了兴趣和求知的欲望,但在当时以至汉初,此问题并未完全确立其在儒学中的“合法性”,所以才在《五帝德》中有“先生难言之”云云(《五帝德》篇末还有“宰我以语人”,受到孔子的批评,“宰我闻之,惧,不敢见”)。宰我所谓“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说明当时的上古帝王传说还是隐微恍惚、很不规整的,而五帝体系则是经过儒家“整合”的一种结果。当然,五帝体系之外,还另有儒家的上古传说,如《易传·系辞》就在黄帝之前述及包羲氏、神农氏。

从《唐虞之道》(“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子羔》和《容成氏》看,孔门后学追溯上古帝王,与他们要从古史中为“禅让”说找根据有很大关系。孟子之后,“禅而不传”的思想失去了在儒学中的“合法性”;至荀子时,除了继续肯定“汤武革命”之外,竟然已经反过来,成为“传而不禅”了(《荀子·正论》:“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认为“古今一也”,主张“法后王”,其反对“禅让”说不是偶然的);至汉景帝时,“汤武革命”也成为可以“不食”的“马肝”(《史记·儒林列传》)。幸亏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讲到“尧舜禅让”时多采孟子之说,若依荀子之言,“尧舜禅让”也会因“其文不雅驯”而被淘汰于“正史”之外。当然,也正是因为司马迁多采孟子之说,关于“启攻益”的古史传说也就属于“不雅驯”之言了。同样,也正是因为司马迁多采《五帝德》之说,关于“三皇”、“六帝”和“容成氏”等古帝王的传说也没能进入“正史”。“经”与“史”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孟子在作王霸之辨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只要“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样,在讲到“汤武征伐”时,就必然强调其征伐的容易、顺利,而否认战争的艰难和残酷性。如《孟子·滕文公下》云: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若此,“汤伐夏桀,遂放而死”也是很顺利的。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基本上否认了《尚书·武成》篇记述武王伐纣经过的真实性: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后来,司马迁写《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记述汤武征伐也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在《周本纪》中虽然有帝纣“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但特别渲染了“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在后来的伪《古文尚书·武成》篇中,虽然仍有“血流漂杵”句,但其前却加了“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后儒有谓孟子误会《武成》篇之言,焦循《孟子正义》引梅鷟曰:“孟子非不通文义之人,何至读《书》误认纣众自杀,以为武王虐杀哉!”此证后出《武成》篇为伪,甚有说服力)。在《古本竹书纪年》中有“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此与《殷本纪》和《周本纪》所载纣“自燔于火而死”有所不同(古人把纣是自杀还是他杀看得较重,参见《日知录》“武王伐纣”条);而在《今本竹书纪年》中,武王伐纣竟然是“胜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王国维《疏证》指出,此出《宋书·符瑞志》。从“血之流杵”到“兵不血刃”,可见孟子思想影响的逐渐放大。

据《论衡·语增》篇,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武王伐纣,兵不血刃”的“或言”。王充对此有评说: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

真正的《武成》篇在王充时尚存,以后很快就亡佚了。武王伐纣,“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其然乎?其不然乎?

《容成氏》的最后一部分也是讲武王伐纣的,遗憾的是,在讲到武王“三军大犯”,纣“亦起师以逆之”,“武王于是乎素冠冕,以告闵于天……素甲以陈于殷郊,而殷”之后就脱简了。我想,后面肯定不会是“兵不血刃”,而可能会有类似于“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的话。这可以从《容成氏》记述“汤攻桀”而推测出来:

汤闻之,于是乎慎戒徵贤,德惠而不,三十仁而能之。如是而不可,然后从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门,立于中□。桀乃逃之鬲山氏,汤又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四海之内,于是乎天下之兵大起,于是乎亡宗戮族残群焉服。

汤攻桀是一路追杀不止,直到“天下之兵大起”、“亡宗戮族残群”才告结束。这比起《史记·夏本纪》所云“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要艰难、残酷得多。由此再看《尚书·汤誓》篇所谓“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还多少透露出当时的一片杀气。《帝王世纪》记汤伐桀,“三年而天下悉服,汤即天子位,遂迁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惭德。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为什么“有惭德”?如果真是“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汤何必“有惭德”呢?“大旱七年”,除了自然灾害外,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战争过后“赤地千里”的境况,或如《老子》所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关于汤放桀,《逸周书·殷祝》篇另有一种与《容成氏》完全相反的记述:“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请汤曰:‘……今国无家无人矣,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汤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灭道残政,士民惑矣。吾为王明之。’”汤不接受桀的让国(“何必君更”)。于是,“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桀再次让王于汤,汤仍不受。桀又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第三次让王于汤,汤仍不受。桀又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此后,汤乃“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容成氏》中,汤对桀是一路追杀;而在《殷祝》篇中,桀对汤是三次让王。《殷祝》篇成书时,当另有一种与《容成氏》不同的历史背景,因史文阙轶,我们对此背景亦“为之茫昧”。刘知几在《史通·疑古》篇中讲到《殷祝》篇与《汤誓·序》的不同,怀疑这是“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若此,可以想见当时“禅让”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而“征伐”的合法性尚未完全确立,所以才有桀三让王于汤之说。

刘知几在列举了种种“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的事例之后,评价了“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的不同。他说: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史通·疑古》)

刘知几由此推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这是有激而言,疑古太过。其实,所谓“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正是儒家经书的特点,而正史受到经书的影响,所以也存在“务存褒讳”“隐没者多”的问题。儒家的“经”是要确立一个价值的标准,即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对于一些历史事件或古史传说不能不“务存褒讳”,“隐没者多”。刘知几在《疑古》篇之后写有《惑经》篇,其中虽然提到“《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但仍按“修史”“实录”的标准来评价《春秋》,这样就不能不有所“惑”。

秦汉以前虽然早已有“史”的传统,但至汉初,却面临一个重建“史”的传统的问题。如司马迁所说: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

在此情况下,司马迁写五帝、三代,主要采《五帝德》和《尚书》;写春秋之世,主要采《春秋》、《国语》;写六国,主要“因秦记”并诸子书(包括“纵横家书”即《战国策》)。无论从史料还是观点上,《史记》对古史特别是上古史和春秋史的记载都受到儒家之“经”的影响。其中“务存褒讳”“隐没者多”是难免的。《史记》中也有异于“经”处,如《汉书·司马迁传》所批评的:“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自《汉书》以后,“史”受“经”的影响可谓有增无减。从图书分类上说,史书在《汉书·艺文志》中隶属于“六艺略”的《春秋》类,至荀勖的《中经新簿》才逐渐形成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这也可见经、史的渊源关系。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虽然自先秦时期起,史官就有了直书、实录的传统,但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学家都会受到当时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在“经学时代”受经学的影响就更是难免。正如一个人的认知会受到其价值观念的影响,而其记忆也总是有所保留和遗忘一样,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受那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当许多历史事件(包括古史传说)写入史书时,除了有所“褒贬”外,也会“隐没”某些事件。近读葛兆光先生的《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一文,他说:

“加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反而常常是一回事。

古代思想史中一些被减省掉忽略掉的事实告诉我们,过去一些“不文明”、“不理性”的东西,曾经合理过,也曾经很正当,甚至很神圣。

近来考古很热,因为考古发现常常让人们惊叹,原来古代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奥秘,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记忆中、文献中,没有这样的传统、这样的文化。其实,文献中间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被遗弃,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如果历史叙述的观念有所变化,可能这些“边角废料”就会突然身价百倍……[2]

“加法”和“减法”其实就是孔子曾经说过的“损益”。从经史关系上说,史的“损益”往往受到经的影响。《唐虞之道》、《子羔》篇的“禅而不传”,《容成氏》的“启攻益”、“汤攻桀”等等,这些都是被以往的经、史所“损”(“减”)掉的东西。当我们从“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中发现早期儒家还有一种比肯定“汤武革命”、“王道政治”更具理想性和批判性的意识时,就可以说这些新出土的、曾经被“损”掉的“边角废料”不仅在它们的那个时代有其正当性,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也会启发新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9日。

[2]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载《读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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