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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文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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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补儒易佛与儒耶冲突(二)  

2017-01-21 16:14:00|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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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易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有如下评论:

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也,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

这一评论虽然未免尖刻,但也多少反映了利玛窦“补儒易佛”的实际情况。利玛窦于1583年初到中国内地传教时,是作为一个“出家人”,自称为僧,穿和尚的服装,后来(1595年)他认识到“僧人在中国人眼中身份很低而卑贱”,于是“取文人的姿态”,改穿儒服,以“增加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202页)。此后他便积极著书立说,与社会上层交往,在士大夫中传教,并且急于北上进京,以获取皇帝对传教的许可。这些都可见他“知儒教之不可攻”,故以“补儒”的方式来传教。儒教中本有“排斥释老”的倾向,利玛窦之“易佛”在表面上是增加其“补儒”的合理性,而实质上则是以基督教排斥中国本土的宗教,体现了基督教的排他性。可以说,所谓“易佛”实质上是“排佛”,即排斥佛教和其他中国本土的宗教。

在《天主实义》第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中,利玛窦指斥释、老“曰无曰空,于天主理大相刺谬”。他又说:

余尝博览儒书,往往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谓斥异端,而不见揭一钜理以非之;我以彼为非,彼亦以我为非,纷纷为讼,两不相信,千五百余年不能合一。使互相执理以论辩,则不言而是非审,三家归一耳。……敝国之邻方,上古不止三教,累累数千百枝,后为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化嘿行,今惟天主一教是从。(第16页)

利玛窦俨然以“儒”的身份来排夷狄、斥异端,但道教本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明末的佛教也早已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佛教。他所谓“我儒”,并非中儒,而是西方的神学家。他的“排斥释老”,实是要使“三家归一”,即要使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惟天主一教是从”。

为了把中国士人的终极关怀引向来世的彼岸,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的第三篇以“中士”之口大谈现世之苦:

人之生也,母尝痛苦,出胎赤身,开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难。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后,方免怀抱。壮则各有所役,无不劳苦。……五旬之寿,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夫此只诉其外苦耳,其内苦谁能当之?凡世界之苦辛,为真苦辛,其快乐为伪快乐。其劳烦为常事,其娱乐为有数。一日之患,十载诉不尽,则一生之忧事,岂一生所能尽述乎?(第24页)

这一大段对人生之苦的诉说,比起佛教的“苦谛”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利玛窦由此引出:“现世者,吾所侨寓,非长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后世,不在人在天,当于彼创本业焉。”“中士”说:“如言后世,天堂地狱,便是佛教,吾儒不信。”利玛窦对此的辩解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天堂地狱之说虽然“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实大异不同”,基督教是“古教”,释氏是西方之民,“必窃闻其说”,借基督教的“天堂地狱之义,以传己私意邪道”,而基督教所传才是“正道”(第25-26页)。按佛教产生于公元前五百余年,基督教则起源于公元一世纪,利玛窦以基督教为早于佛教的“古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

《天主实义》的第五篇是“辩排轮回六道、戒杀生之谬说,而揭斋素正志”。利玛窦说,“古者吾西域之士,名曰闭他卧剌”(现译毕达哥拉),创为轮回之说,“彼时此语忽漏国外,以及身毒,释氏图立新门,承此轮回,加之六道”(第48-49页)。按毕达哥拉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约为同时,说佛教的轮回之说取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佛教的“六道轮回”是说众生因其善恶之行而在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和地狱间流转轮回。利玛窦认为,此说之“逆理者不胜数也”,他“举四五大端”以驳之,而其要点便是以基督教的“魂三品”说,指斥“佛氏云禽兽魂与人魂同灵,伤理甚矣”,“夫人自己之魂,只合乎自己之身,乌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况乎异类之身哉?”(第50、51页)对于佛教的“戒杀生”,利玛窦指出,禽兽与草木“均为生类”,它们都是上帝为人所造,“以随我使耳,则杀而使之,以养人命,何伤乎”(第53-54页)。“辩排”了佛教的“谬说”,利玛窦认为,只有基督教的禁欲、忏悔、赎罪才是“斋素正志”。

在《天主实义》的第六篇,利玛窦讲基督教的天堂地狱、善恶赏罚之说与“浮屠劝世、轮回变禽兽之说”的区别:

彼用“虚”“无”者伪辞,吾用“实”“有”者至理。彼言轮回往生,止于言利,吾言天堂地狱利害,明揭利以引人于义。岂无辩乎!且夫贤者修德,虽无天堂地狱,不敢自已,况实有之。(第66页)

这里除了“虚”“无”与“实”“有”的差别外,利玛窦用“义利之辨”来辨说基督教与佛教的不同,甚为牵强。佛教的“轮回往生”,并非“止于言利”,而是以“涅槃寂静”为终极理想;天主教的天堂地狱、上帝赏罚,却是在“引人于义”之外最终以来世之利为究竟。利玛窦讲“本世之报”,即上帝根据人的善恶之行在现世报之。然而,“本世之报,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满诚德之功,不足现上帝赏罚之力量也”(第66页),故最根本的是来世之报,“上帝报应无私,善者必赏,恶者必罚……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审其恶者之魂而地狱刑之”(第67页)。

东晋时期释慧远作有《三报论》,谓“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弘明集》卷五)。利玛窦所讲的善恶报应,是在“现报”之后,止于天堂地狱的“来生便受”,升天堂者“永享常乐”,陷地狱者“永受罪苦”。这里没有佛教的“后报”和轮回之说。另外,利玛窦讲“各任其报”,否认善恶报于子孙,认为将善恶“报于他人”是“紊宇内之恒理,而俾民疑上帝之仁义,无所益于为政”(第66页)。这样也就否认了中国传统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传·文言》)的思想。

利玛窦有对天堂“全福之处”的描述:

必也常为暄春,无寒暑之迭累;常见光明,无暮夜之屡更。其人常快乐,无忧怒哀哭之苦,常舒泰,无危险,韶华之容,常驻不变,岁年来往,大寿无减,常生不灭,周旋左右于上帝。(第71页)

这有似于佛教所说涅槃境界的“常乐我净”。但利玛窦又说,在天堂之中“俯视地狱之苦,岂不更增快乐也乎!白者比黑而弥白,光者比暗而弥光也”(第71页)。这比起佛教的“普渡众生”则降了一格。在儒家看来,视他人之苦而增己之乐,就是不仁了。

尽管利玛窦强调基督教的天堂地狱之说与佛教的轮回之说殊之“远矣”,但在四库馆臣看来,二者“相去无几也”。不仅四库馆臣如此看,就是与利玛窦同时的站在佛教立场说话的人也有近似的看法。如虞淳熙在《与利西泰先生书》中就谓佛教的“三藏十二部者,其意每与先生合辙,不一寓目,语便相袭,讵知读《畸人十篇》者,掩卷而起,曰‘了不异佛意’乎”(第658页)。

从佛教与基督教的教义上说,二者当然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它们皆主出世,皆有天堂地狱之说,从入世与出世的分歧看来,说它们“相去无几”也情有可原。关键的问题是,基督教与儒教的差异,绝不小于基督教与佛教的差异。利玛窦之所以采取“补儒易佛”的策略,是有见于“儒教之不可攻”,借依附于儒教而“增加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另一个原因是,与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相比,儒教并非制度化的、有其出世主张和神学教义的“宗教”,说它是“宗教”也只是从其人文主义道德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上讲(关于儒教是否为宗教,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这样似乎就有了对儒教进行“补充”、改易的余地。正是因为儒教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所处的权威地位,利玛窦认为需要借“补儒”来增加基督教的权威,并且通过“补儒”来使儒教基督教化。而其“易佛”、“特攻释氏以求胜”,则更直接、鲜明地表现了基督教的排他性。利玛窦说:

惟此异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止有一长,二之则罪;一国惟得一君,二之则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岂非宇宙间重大罪犯乎!儒者欲罢二氏教于中国,而今乃建二宗之寺观,拜其像,比如欲枯槁恶树,而厚培其本根,必反荣焉。(第82页)

儒家虽有“排斥释老”的倾向,但儒家的“实用理性”又认为释老二教也有补充教化的功能,此所以中国文化最终是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格局。而在利玛窦看来,释老二教不但完全无益于世,而且“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因其与基督教崇拜的教主不同,“二之则罪”,所以必须将这些“恶树”彻底铲除。

“中士”以中国文化的多宗教、多神论理解之,认为天主虽然是“宇内至尊”,“然天下万国九州之广,或天主委此等佛祖、神仙、菩萨,保固各方,如天子宅中,而差官布政于九州百郡”。“西士”则严格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一神论,指出:

天主者,非若地主但居一方,不遣人分任,即不能兼治他方者也。上帝知能无限,无外为而成,无所不在,所御九天万国,体用造化,比吾示掌犹易,奚待彼流人代司之哉?且理无二是。设上帝之教是,则他教非矣;设他教是,则上帝之教非矣。……天主经曰:“妨之妨之:有着羊皮而内为豺狼极猛者;善树生善果,恶树生恶果,视其所行,即知何人。”谓此辈耳。凡经半句不真,决非天主之经也。天主者,岂能欺人传其伪理乎!(第82-83页)

天主教是惟一真教,天主是惟一真神,天主教的圣经亦是惟一真理,除此之外的其他宗教、神灵、经典就都是“披着羊皮的豺狼”,都在利玛窦的坚决排斥之列。

与天主教的宗教排他性成为对照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儒、释、道三教并存,而且在明末又兴起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利玛窦对此更不能容忍,而痛斥其为“一身三首”的“妖怪”(第84页)。他说:

三教者,或各真全,或各伪缺,或一真全,而其二伪缺也。苟各真全,则专从一而足,何以其二为乎?苟各伪缺,则当竟为卻屏,奚以三海蓄之哉?使一人习一伪教,其误已甚也,况兼三教之伪乎?苟惟一真全,其二伪缺,则惟宜从其一真,其伪者何用乎?……于以从三教,宁无一教可从。无教可从,必别寻正路。其从三者,自意教为有余,而实无一得焉,不学上帝正道,而殉人梦中说道乎!(第85页)

在利玛窦看来,只能有一教是“真全”,其他宗教都是“伪缺”,“真全”与“伪缺”不能两立,遑论其“合一”。这就是西方文化非此即彼的“排中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配以宗教的排他性,就形成了基督教为“惟一真全”的思想。利玛窦对“三教合一”的批评,透显出其“补儒易佛”的实质就是要以基督教取代中国本土的三教,使中国同西方一样“学上帝正道”,“惟天主一教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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