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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赵纪彬与《论语新探》(一)  

2017-01-21 16:18:59|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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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在《“丧家狗”:隐士眼中的孔子》一文中,我曾说:“最近,赵明因先生将其父赵纪彬教授的有关文献材料寄到哲学所中国哲学室保存,我看了赵纪彬的传略,觉其在文革时期的经历也是一场悲剧。关于他的‘释人民’和‘诛少正卯问题’,我日后可能稍作一些评说。”本文乃践此前言也。)

赵纪彬因文革时期的“南杨(荣国)北赵(纪彬)”而闻名,他的《论语新探》及《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曾被“四人帮”所利用。然而,他在文革期间又因“历史问题”而承受着“停止组织生活”的政治压力。在文革之后,他被视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而受到审查。这一段经历,在我看来,实具有悲剧的色彩,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教训。这一场悲剧是怎么发生的?本文将根据赵明因先生寄送给我的一些材料而略述其原委。对于《论语新探》及《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学术观点,我也略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赵纪彬于1905年出生在河南省内黄县一个读书人家,祖父是清末的拔贡,父亲是秀才。他从小跟随父亲读古诗文,9岁时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5岁时入濮阳高小。1922年,考入河南省大名中学,半年后因参加学潮而被学校开除,旋赴北平求学,较多地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潮。1923年秋,他考入大名七师,在校期间受中共党员、英语教师冯品逸的影响,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1929年间,赵任濮阳县委委员和大名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29年因叛徒出卖而入狱,被判两年半徒刑。刑满出狱后,他曾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华北教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等职。1933年第二次入狱,在反省院期间为隐蔽身份早日出狱,写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一文,1934年出狱后脱党。1936—1937年他翻译了日本唯物论者秋泽修二著《东方哲学史》,1939年写成《中国哲学史纲要》。1943年秋,他到设在川北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讲授哲学概论和中国哲学史,其讲义后来由中华书局以《哲学要论》和《中国哲学思想》为书名出版。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还讲授《论语》专题,其讲义初名为《论语杂考》,后题为《论语新论》,1948年中华书局要出版此书时“顾虑书名太冷,有碍销路,因改题《古代儒家哲学批判》”(此书出版时已是1950年3月)。在此书的上部“历史证件”中有最初《论语杂考》的三篇:“其一,‘释人民’篇,分析春秋末叶社会之阶级构成,指明‘人’与‘民’是当时社会之主要两大阶级;其二,‘君子小人辨’篇,分析‘人’之阶级内部之派别分裂,指明‘君子’与‘小人’是‘人’之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大对立派别;其三,‘原贫富’篇,指明所谓春秋时代乃财产制度由公有向私有转化之起点,并在此转化中,指明‘人’‘民’阶级构成,及‘君子’‘小人’派别对立之经济基础。”(中华书局1950年版“自序”)这就是《论语新探》一书之主要观点的原型。

抗战胜利后,赵赴上海在东吴大学任教,1947年夏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解聘,遂赴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在此期间,他与侯外庐、杜国庠等合著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二、三卷。青岛解放后,他曾任山大校委会常务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历史语文研究所所长。1950年,他回到平原省新乡市(省府所在地),曾任省府副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平原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同年冬,经中组部审查“决定”,他重新入党。以后,他任平原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党组书记,撤消平原省建制后任新乡师范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56年,调入开封师范学院任院长,兼任河南省文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副院长、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57—1959年,参与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写作。1958年春,他将《古代儒家哲学批判》进行修改,题为《论语新探》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即《论语新探》的1959年版)。1962年,他针对“在北大一次哲学史讨论会上,有人坚持孔子不以礼限制仁,而以仁改造礼,在孔子思想中仁是第一位,礼居第二位”,“冯友兰亦援引程朱旧注,曲解‘克己复礼’,宣传‘仁者爱人’就是‘爱一切人’的超阶级思想”,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仁礼解故》一文,此文收入重加增改的《论语新探》,即此书的1962年版。同年,他的论文集《困知录》由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赵调入中央党校,任哲学室顾问。

1964年学界开展对“合二为一”的批判,赵写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4期。此后,学界风传毛泽东肯定了赵的《论语新探》和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据说,毛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写得很好,里面很有点辩证法。”后来到了1974年11月,赵从当时的党校负责人那里得知,毛在读了1962年版《论语新探》后写给康生一封信,信的全文是:

康生同志:

此书有暇可以一阅,有些新的见解。本年九月号《哲学研究》,有他的一篇文章,也可以一看。

毛泽东十月七日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对于哲学期刊上的文章,毛泽东也时常留意,在读了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五年第四期上一篇有关孔子思想的文章后,他在文章题目的上方批下‘孔门充满矛盾论’七个字。”

文革前夕,赵的著作和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事。但是,赵在文革期间的悲剧亦由此而拉开序幕。1966年8月22日,赵在中央党校被挂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参加“黑帮”劳动。8月26日,哲学室文革小组负责人向全室传达了康生的书面指示:“黄松龄、赵纪彬二人,年老有病,建议不参加劳动。”1967年7月,哲学室文革小组负责人两次找赵谈话,让他交待“历史问题”(即1933年入狱后在反省院写文章和出狱后脱党等问题)。赵写出材料两份,一份交党校指挥部,一份转交康生。此后,赵接到通知:“指挥部决定审查你的历史问题,在审查期间,停止组织生活。”1968年7月14日,党校指挥部对赵实行隔离审查。同年12月12日,党校负责人向赵传达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广东的杨荣国,党校的赵纪彬,不认识。他们都是批孔的,听说他们也被关起来了。”在传达这次讲话后,赵被解除了隔离审查。这次讲话就是后来批林批孔期间风传“南杨北赵”的起因。

1969年元月,赵患肺炎住进海淀医院,主治大夫知他有历史问题,说是“脑软化”而不予治疗。赵的夫人李慎仪给康生写信反映治病情况,经康生干涉,赵的治疗条件得以改善。1969年春,党校干部下放去河南干校,康生在全校干部大会上宣布:“赵纪彬因有病不去干校,李慎仪也留在党校照顾赵纪彬治疗。”在文革期间,康生几次保护赵纪彬,显然与毛泽东在1965年写给他的那封信有关。而赵纪彬亦因此对康生十分感激,他在文革期间写的检查材料和著作等等都不忘记给康生寄上一份,他之被“四人帮”利用也是因为有了与康生的联系这根线。(赵在1981年所写《关于在十年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中说:“我和康生素不相识,迄未共语。1966年8月间,我被带上黑帮牌子劳动,康说:‘赵年老有病,建议不参加劳动。’我误认为康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人;这是我在十年动乱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1969年夏,党校负责人找赵说:“毛主席在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谈到过孔子诛少正卯。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争论。中央叫你写个材料,说明自古有几种说法,各见于何人何书。同时也谈谈你自己的看法。”后来,赵得知这是康生所交写的任务。这也就是赵写《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起因。此书的“史实明辨”部分很快写成,由党校排印后报送中央。赵续写此书的“五恶疏证”部分,在1972年完成。此后,赵开始修改1962年版的《论语新探》。1973年5月,党校负责人让赵把《诛卯》一书的两部分合编在一起,并催促说:“快赶,当下急用。”在把合编书稿报送中央后,党校于6月26日接到汪东兴的一个电话,说是让赵和郭大力马上去参加会议。

在去参会的路上,赵从党校负责人口中得知,是中央首长要接见,并听他传达了纪登奎(当时分管党校)的话:“关于《论语新探》,最近中央作了研究,决定其修改稿不送审,即按作者的原稿付印。”赵参加的这次会是“关于林彪反革命《笔记》问题的座谈会”,当赵赶到会场时,江青等从主席台跑下来迎接,江一面握手一面说:“今天特别请你们二人(指赵和郭大力)来,是康老的建议。因为这上面(指林彪《笔记》)说的儒家、道家、法家以及亚里士多德等等,我们都不懂。”在会上,纪登奎问党校负责人:关于《论语新探》的事,是否已经说过?并问到此书的修改情况。这使赵受到很大鼓舞。

1973年8月,赵按照上面的指示,从出版角度考虑为《诛卯》一书写了“前言”和“结语”。康生在读书稿后批示:“排印本中出现‘关锋’的姓名,应即删去。”赵按康的指示删改后,由党校负责人将《诛卯》的定稿交人民出版社。9月14日,赵听到江青的批示:“作者历史上有问题,著作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和《论语新探》这两部书,都要出大字本、小字本两种版本。”9月25日,赵收到《诛卯》的小字本样书,10月份又收到大字本样书。

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赵随党校干部前往。江青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到:“康老立了一功。为了注释《毛选》五卷,叫赵纪彬教授写了孔子诛少正卯。当时并没有对赵教授讲明白,他参考了很多书,还是考证出来了。写得不通俗,我看了两遍没有看懂,所以没有编进《批孔文选》。这不能抹杀他的功劳,研究机构、理论批判单位,还是可以看的。”

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第二天,党校负责人向赵传达康生的电话:“动员大会赵纪彬去了没有?身体怎么样?请转告赵:江青同志的讲话,说《诛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现在,再叫赵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内容和写法是:⑴关于柳下跖其人,儒家反对他;进一步看看荀子对他怎么样?法家和道家对他怎么样?⑵对《庄子》的《盗跖》篇做个简要的说明,并译成白话。”赵当即表示,对于康生第二次交写的任务乐于接受。

3月18日,江青派人来取关于“柳下跖”的文稿。一两天后,人民出版社来人说:“社领导遵照江青同志对《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一书的批评,已向国务院报告,另出一个单行本;并已与党校谈妥,派人帮助将原书引用的古文译成白话。”3月24日,赵给江青写信,对《柳下跖》一文的交稿及《诛卯》另出通俗本的情况予以说明。此后,党校写作班子“唐晓文”利用赵文稿中的一些材料,抢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5月份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文的小册子,文后附有赵对《盗跖》篇所作的白话译文。赵写的《柳下跖》一文实际上没有在审查中通过,原因是他“考证”柳下跖是鲁国公族柳下惠的一支后裔,沦落为“逸民”,后来成为奴隶起义的领袖。这一考证当时被认为是玷污了起义领袖的英雄形象。

6月11、12日,赵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儒法斗争座谈会”。他在发言中提到“有人说‘李斯杀韩非是出于嫉妒’,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江青打断说:“这是我的说法,你要反对我也可以。”赵赶忙说:“我不知道是你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继续学习、研究。”江青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自古至今,所有的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所有的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我这样放一炮,你们谁要反对我,请拿出证据来!”又说:“在现在谁是大儒?如果现在没有大儒,我们为什么还要反对儒家?”

6月17日,赵接到通知,随江青等人到天津去宣讲“儒法斗争”。江青在此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吕后是法家,她的伟大和功绩,在于刘邦死后,由她继承法家路线,把阴谋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逐一肃清,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得以巩固下来。”“武则天也是法家,她有面首,‘面首’就是男妾。”

7月5日至8月8日,中央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工作规划座谈会”。有五位老教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赵纪彬是其一。据说,这五位特邀代表是“由吴德提名,经毛主席批准的”。在会议后期,党校负责人向赵传达,康生看了会议的《简报》,说:“赵纪彬在小组会上谈得很好么!可以叫他到大会上发言。”8月2日,江青让迟群转交五位老教授每人一套影印的李贽著《四书评》。8月7日,江青在接见会议代表时讲话,其中提到:“关于秦始皇的太子扶苏,有一个青年主张是法家,赵纪彬教授主张是儒家。我发现了这件事,就给武葆华(党校负责人)同志打了招呼,叫他转告赵教授不要压制新生力量,要保护党校这个对立面。我们主张百家争鸣,希望青年人打败老教授。”赵对江青的这段话不知其从何而起,只是感到难堪。

8月19日,赵对修改中的可能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论语选批》提出两点意见。此后,赵听到党校负责人传达,在由江青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说:“《论语新探》的62年版,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了一些让步,可能不代表作者的思想,但在修改时,要注意到。”赵当时认为,姚的话是针对他关于《论语选批》所提意见的反击。但由于赵怕得罪领导,反而对党校负责人承认:“《新探》中确有问题。我在1968年所写《写作目录系年索引和题解》的材料中已有检查。”

9月29日,党校负责人对赵说:“最近发现《困知录》中有些问题,你应该做个检查。此事我已经报告康老。康老说:‘啊!有这样一本书?出版了吗?’我说:‘出版了。’康老说:‘既然已经出版了而又有问题,那就叫他做个检查吧!”于是,赵就写了《关于<困知录>的几点认识》,于11月5日交党校负责人。11月6日,党校的军代表通知赵,他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额已被取消。

12月14日,赵完成了对《论语新探》的第二次修改。党校负责人把修改稿取走,说是“交给中央”,并让赵给康生和江青各写一封信,说明修改的要点及今后编写《中国哲学史论集》的计划。1975年1月5日,党校负责人从迟群处把修改稿取回,并传达迟群的话:“现在中央很忙,无人过问此事,送上去也还是压下来。并且,此书不算任务,属个人著作,由作者自行接洽出版。”

1月10日,党校负责人带领哲学室三人找赵“谈《困知录》的问题”。所谈内容主要是:⑴《困知录》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都是“尊孔”的,它在62年出版不是偶然的。你上次的检查,远远不够。⑵你把柳下跖考证成为“逸民”,破坏了跖的英雄形象;在《诛卯》的原稿中,提及了“关锋”;在《论语新探》的62年版中,把孔子当作“维新”派。这些都是问题,你应该有自知之明。⑶在逻辑史研究中,你不懂“中国逻辑的特点”,牵强附会。在指出这些问题后,仍肯定《论语新探》对“人”与“民”的区别等观点是正确的,不能和《困知录》一概而论。

在党校负责人将《论语新探》的1974年修改稿交人民出版社后,因其“不算任务,属个人著作”,所以其出书被搁置下来。至1976年1月29日,赵突然听说“这次要出版《论语新探》,是毛主席的推荐”。1月30日,人民出版社送来此书的校样,约定2月6日校完,7日付印,15日见书。2月26日,出版社给赵送来样书,并说已组织写书评,在《人民日报》发表。但后来又听说,在毛主席推荐的各书中没有《论语新探》,出版社组织的书评遂从《人民日报》撤掉。

1976年8月下旬,赵将《论语新探》送曹轶欧(康生夫人),附信说:“康老生前,对我、对此书,备极关怀,铭感之忱,终身难忘。此书第三版,现已印出,谨另包奉上大字本、小字本各两部,敬祈审正,永志感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9月18日,赵参加追悼大会。9月28日,赵给江青写了一封哀悼信。10月1日晚9时,迟群到赵的办公室,给赵带来江青的话:“信收到了,谢谢你。我们都要化悲痛为力量。祝你节日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粉碎“四人帮”后,赵于11月7日将此信此事写成书面报告,请组织审处。1977年12月,赵写出4万多字的《关于“四人帮”问题的揭发交待材料》。

197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傅孙的文章《评唐晓文的三篇代表作》,此三篇即“唐晓文”在文革中发表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其中用了《论语新探》1962年版对孔子“有教无类”的解释)、《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其中用了赵《诛卯》一书的观点)、《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其中用了赵写同名文章的部分观点),文中点名批判赵,并将赵的历史问题与陈立夫联系起来。赵在当时的报刊批判文章中被讥为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北方学士”。

1978年4月,党校哲学室支部作出《关于赵纪彬被捕叛变问题的审查结论》,向他宣布“要严肃处理,不能再是党员,给予出路,照顾生活”。1979年10月,校党委成立赵的专案复查组。1980年1月,赵写了申诉书,报送中纪委和陈云、胡耀邦。同年3月,校党委根据胡耀邦的指示,恢复了赵的教授职称和相应的工资。1981年9月,校党委作出《关于赵纪彬同志党籍问题的复查结论》:维持1950年中组部“决定”,撤销1978年支部“决定”,恢复赵的党籍。这样,自1967年以来,赵的“历史问题”折腾了14年,至此始得到解决。1982年2月17日,赵纪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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