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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民贵君轻”说解析(三)  

2017-01-22 13:48:38|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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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在解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时说:“孟柯的意思是,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他们才使天子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也就是说,与民比较,更重要的是天子。”这里的“也就是说”以下并非孟子的原意,作者对此既无史料的证明,又无符合逻辑的论证,毋宁说是强加给孟子的。在作者的误解下,从“民贵君轻”开始,竟然“最终达致‘天子贵民轻’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与孟子的思想正相反对的。作者又说:“它和《孟子》全书‘尊天子贬诸侯(君)’趋向是一致的。”然而,作者又何以证明《孟子》全书的趋向是“尊天子贬诸侯”呢?其实,这也正暴露了作者的一个“盲点”,即其不明孟子所处时代的变化,从而也扭曲了《孟子》全书的趋向。

顾炎武在讲到从春秋至战国时代的变化时说:“如春秋时犹尊礼尚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与这一时代的变化相适应,孟子的思想实已非“尊天子贬诸侯”。在孟子游说的诸国中,魏惠王与齐宣王都已经自己称“王”,而周天子(周王)不仅名存实亡,而且其名也消亡殆尽。《孟子》全书并没有尊当时周王的记录,相反,孟子游历魏、齐、鲁、宋、滕等国,都是劝诸国的国君行仁政而“王天下”(即成为统一天下的新王),这哪里是“尊天子贬诸侯”呢?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既已称魏国的国君为“王”(对齐宣王也是如此),又哪里把当时的“周王”放在心上呢?

《盲点》一文说:“孟柯属于那种肉体站在诸侯(君)土地上,却时刻胸怀天子的人”;孟子是“从‘尊天子贬诸侯(君)’观念出发,展开游说”;对于诸侯国君,“孟柯抬出一个最高原则——尊天子——来使之顾忌”。这里所谓“出发(点)”、所谓“最高原则”,都是作者不明史实而“想当然”地强加给孟子的。不仅孟子没有这样的“出发点”或“最高原则”,而且“七国则绝不言(周)王矣”,所以“尊天子”也不会使当时的诸侯国君“顾忌”。

因为孟子不尊当时的周王,而劝诸侯国君行仁政而“王天下”,所以在历史上孟子曾被一些儒者称为“罪人”。如宋代李觏的《常语》有云:“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①]此所谓“劝诸侯为天子”、“视周室如无有”,符合孟子思想的实际,而显非如《盲点》一文所说“尊天子贬诸侯”。

余允文的《尊孟辨》为孟子辩护:“孟子说列国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义,而救民于水火耳。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此。彼五覇者,假仁义而行,阳尊周室而阴欲以兵强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斗战,遂以王者仁义之道诏之。使当时之君不行仁义而得天下,孟子亦恶之矣……”(《尊孟辨》卷中)

朱熹对此评论说:“李氏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为不知时措之宜。隐之(按即余允文)之辩已得之,但少发明时措之意。又所云‘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语亦未尽善。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晦庵集》卷十三《读虞隐之尊孟辨》)

按:朱熹的评论是中肯的。李觏之怪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是“不知时措之宜”。“春秋时犹宗周王”(虽然五霸是“阳尊周室而阴欲以兵强天下”),故孔子确实是“尊天子贬诸侯”(《盲点》一文说“孔丘一生政治行为的最高目标”就是“尊天子贬诸侯”,此亦言之有偏,孔子实际上是以“修己以安百姓”或“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其“最高目标”[②])。但时势变化,“七国则绝不言(周)王矣”,在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周天子”已衰微至极,连其名号也消亡殆尽(至公元前256年彻底灭亡),“尊天子”已无任何现实可能性。当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列传》)孟子之“述唐虞、三代之德”,就是希望在诸侯国君中能有仁者以“王道”之仁政来统一天下。当时历史的大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孟子与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的主要分歧是“王霸之辨”[③],即以仁义的“王道”还是以暴力的“霸道”来统一天下。孟子思想的特点是伸张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④]。如果因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而怪罪之,那确实是“不知时措之宜”。

若如《盲点》一文所说,“尊天子贬诸侯”的原则“在孟子时代也具备名义上的通适性”,孟子以此原则来使诸侯国君“顾忌”,他“始终站在天子立场”,“巧妙维护天子的重要性”,那么,这不仅是“不知时措之宜”,而且是罔顾史实,完全扭曲、颠倒了孟子的思想。

《盲点》一文“不知时措之宜”,对孟子思想的扭曲、颠倒之处颇多。如孟子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又说:“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同上)这正是孟子劝说诸侯国君以仁义的“王道”来统一天下,而《盲点》一文却说这是孟子“发展出一套圣王‘侵略有理’和民众‘欢迎侵略’理论”。把当时从诸侯国分裂走向天下统一的大势说成是“侵略”,这未免陷于荒谬!

《盲点》一文既说“任何皇帝和文人都喜欢孟柯”,却又不顾行文的逻辑,说孟子关于“诛一夫”的思想“还真的引起后世某些皇帝的愤怒和恐慌”,“朱元璋就曾杀气腾腾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他命人删掉这段话……并试图把其塑像从孔庙搬出,以示惩戒”。实际上,引起朱元璋愤怒的并非仅“诛一夫”那段话,他命人删掉的《孟子》书中“词气之间抑扬大过者八十五条”,竟占《孟子》全书的三分之一[⑤]。这本来可以说明孟子思想与君主绝对集权之间的一种内在紧张,但《盲点》一文却又轻而易举地将其化解为一场“误会”,作者说:“其实,朱元璋不过大发一把淫威罢了。他误解,也冤枉了孟柯。像朱元璋这样绝对维护天子地位,最喜欢口头上养民……的皇帝,孟柯如果在世,爱都爱不过来,怎么可能去弑呢?”按:朱元璋只因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便说“此非臣子所宜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杀)乎”,对于敢为谏言的大臣也要“以大不敬论”而治于死罪,这种“淫威”正是“视臣如土芥”,孟子本当视之如“寇雠”,但《盲点》却说孟子如果在世,对朱元璋这样的皇帝“爱都爱不过来”,朱元璋竟然“误解、冤枉”了孟子!这种随意颠倒历史的诠释如同儿戏一般,而其贯彻始终的一个“论据”就是孟子“尊天子”、“视民为工具”。这一“论据”是从其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误读得来,而又反复用种种扭曲、颠倒的历史诠释加以循环论说,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①]此条见于余允文《尊孟辨》卷中,而不见于后世所传《旴江集》(以及中华书局版《李觏集》)。四库馆臣谓:《旴江集》为明代左赞所编,“盖非当日之旧,宋人多称觏不喜孟子,余允文《尊孟辨》中载觏《常语》十七条,而此集所载仅……三条,盖(左)赞讳而删之”。

[②]《论语·雍也》篇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宪问》篇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又《公冶长》篇载:“子路曰:‘愿闻子之志。’(按‘志’即志向、目标。)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③]《孟子·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离娄上》:“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④]参见拙文《略论孟子的政治思想》,载《儒林》第三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明史·钱唐传》载:“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云:“《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大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与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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