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兰文选的博客

——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日志

 
 

【转载】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  

2017-01-22 13:52:17|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李存山

(按:尊儒学者,多反对“五四”;尊“五四”者,多反对儒学。予则异焉,欲将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综合于一。我曾发表《“三事”之说与文化的五要素》一文,即主张将“正德、利用、厚生”与“科学、民主”综合于一。值此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因困于种种他务,无心作新文,谨将2000年发表的《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重示于学者,以就教焉。——2009.04.13.)

当进入新千年之际,我们在1999年曾度过了两个大的文化纪念日:一是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二是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这两大纪念日,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标示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历史、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儒学传统源远流长,“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奠定了秦以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化形态。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备受尊崇,而且在当今世界也被列在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十大思想家之首。然而,儒学传统在本世纪之初曾遭逢厄运,“打(倒)孔家店”成为一时风潮,在此风潮中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即五四传统。五四传统的最伟大成果是“民主与科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两面旗帜,而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文化,则使古老的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继孔子的儒学传统之后,“德赛二先生”和马克思成为中国文化新统的伟人。“德赛二先生”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成果,而马克思则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在20世纪,对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首推马克思。当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之交,中华民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处理好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当前和今后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地、屈辱地被卷入由西方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之中,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之前,中国文化虽曾有外来佛教文化的输入,但此输入只是为了满足中国在“中世纪”的一定程度的宗教需求;在中华大地上也曾有“五胡乱华”、“靖康之耻”、宋元和明清鼎革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虽曾被中国古代士人称为“天崩地解”或“亡天下”(区别于汉族统治者之间的“江山改姓”或“亡国”),但它们只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较量,其结果虽然是“夷狄入主中原”,但弱势的游牧文化终被强势的农耕文化所同化。在明清之际,一部分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此时西方文化已初露其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强势所在(如当时方以智认识到“泰西质测颇精”,而徐光启等则希望以基督教“补儒却佛”),但当时两种文化的分歧还主要反映在西方教权与中国皇权之间的较量,最终是西方基督教被逐出国门,而中西文化的交流遂出现了百年中歇。在此期间,中国文化一仍故我,而在明中期以后本已衰朽了的封建文化则因新添了游牧民族的活力,竟也出现了堪与汉唐相媲美的“康乾盛世”。在地球的那一边,则时不我待,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相继而起,当其羽翼丰满、实力大增之时就挟其“船坚炮利”之威打上门来,陷中国和其他东方民族于“落后挨打”的境地。此时中西文化的冲突,已主要反映的是古代农业社会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冲突,即所谓“古今之争”。

“古今之争”并不能完全涵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有其时代性与民族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等多重维度。不同于西方文化由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两个来源交汇而成,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虽也经历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百家争鸣,并且经历了经济制度(从井田制到土地私有制)和政治制度(从分封制到君主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变革,但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性也在此时期(所谓“轴心时期”)形成。中国文化的特性从学派上分析可以说是“儒道互补”和后来的儒、释、道三教并存,从哲学内容上分析则可说主要是自然主义(实在论和唯物论)与道德理想主义两大传统的结合;对后一种分析,我倾向于将其简约为气论与仁学的“基本结构”。这一基本结构允许并且需要一定程度的宗教意识的存在,但其主流总是肯定现世生活、与“神文”相对待而言的人文精神。这一人文精神无疑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时代性不足以掩其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时代的发展并不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民族文化,而是决定着民族文化的转型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恩格斯曾说:经济发展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当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初次接触时,徐光启就曾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在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则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长技”在当时指的是战舰、火炮和练兵之法,“制夷”指的是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但从中西文化总的交往历程看,“师夷之长技”表达的就是要“会通”中西文化的长处,“制夷”则是要“超胜”。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其本意仍是要“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但“中学为体”在此时突显的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以此为“体”则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无从实现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劝学篇·明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维新派打起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其“改制”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之政“体”。严复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是“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他认识到中华民族图自强必须“标本并治”,所谓“治本”就是要“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而首要之务是政治改良,“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严复集·原强》)。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标本并治”,也就是“体用兼改”。“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严复说:“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在此说的“民之特性”即民族特性,文化转型虽然是“标本并治”,但也并非“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而是要“择其所善者而存之”,“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这里已有了“综合创新”的意思,是一种正确的文化发展观。然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正是在“方其汹汹”、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急迫形势下起步的,在这种形势下不但易于陷入要将传统文化“俱去”的文化激进主义,而且又因见到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而使一些人不断翻新“中学为体”的旧模式(严复晚年亦因西方文化“其弊日见”而走向保守),“其为事”真是如此之难!

梁启超在1922年曾总结出五十年来中国进化的三期发展,这三期发展是从“学然后知不足”的意义上说的:“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梁启超文选·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这三期对应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当时刚刚经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师夷之长技”而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根本上(“体”上)有不足,这也是当时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逼迫出来的。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需要有一能够组织动员全民族力量的政府和比较适宜的国际环境,这两条是中国近代历史所不具备的。甲午战败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有政治制度的变革,继“百日维新”之后,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帝制,但政权落在了施行“假共和”的北洋军阀手中,袁世凯、张勋甚至演出了复辟帝制的丑剧,中国仍然面临着“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独秀文存·我之爱国主义》)的严峻形势。陈独秀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认识到,民主共和“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因而继“政治的觉悟”之后,“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这里,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要以适应民主共和制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取代儒家的纲常名教。

“纲常名教”如果析而言之包括“纲”(三纲)和“常”(五常,仁义礼智信)两部分,二者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儒家伦理的时代性正表现在二者的合而为一,“常”即伦常,伦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五伦之说至汉代发展为三纲。历史上的儒家(除明清之际黄宗羲等早期启蒙思想家之外)对“纲常”未作过分析,而儒家伦理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也一直是以“纲常”为统一之“体”。就“纲常”统一而言,“常”的内容中就渗透了三纲。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洋务派所谓“中学为体”,其“体”所突出的也是三纲。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搞假共和、甚至复辟帝制,祭起“尊孔”的旗号,在宪法中写入尊孔的条文,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些都使得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去君臣之大伦,而谬言尊孔,张(勋)、康(有为)闻之,必字之曰‘逆’”(《复辟与尊孔》)。因此,若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就必须“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五四新青年之反对尊孔、要“打(倒)孔家店”,其直接目的就是要“巩固共和国体”。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正是因为历史上的“孔子之道”包含有“君臣之大伦”的思想,而当时的守旧派又认为三纲是万世不易的“古今之常经”,所以五四新青年认为尊孔与共和不能两立。

五四新青年“认定只有(德赛)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而要拥护德赛二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以及“旧艺术、旧宗教”和“旧文学”(《〈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他们把民主与科学同孔教、旧(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有其时代的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详后),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正是在此局限中起步的。

胡适在1919年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胡适文存·新思潮的意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出于尼采的思想,但尼采是以“超人”的非理性、非道德来否定西方的传统价值,而五四时期则是律以科学的理性精神,用“现代社会的价值”来重新估定传统的价值。陈独秀说:“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是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新青年〉宣言》)不是“信天法古”,不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儒学的纲常名教、洋务派的“中学之体”才不再是万世不易,而是可以重新评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

新文化运动初期所向往的“民主共和”是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样板,故陈独秀认为根本问题是“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宪法与孔教》)。当时对于西方社会的弊病也有所认识,如陈独秀在1915年就曾说:“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近世文明”的缺陷,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给五四新青年指示了一条综合东西方文明之长处、创建“第三新文明”(《李大钊文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的“功业”(《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也认识到,“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国庆纪念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在政治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比胡适在当时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要现实得多),而且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如何理解“现代社会”、如何根据“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来评估传统文化的新的理论体系,即唯物史观。李大钊说:“经济的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依此,“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而是“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样,儒家伦理这一曾被视为万世不易的“体”被真正还原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的“用”,这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来说具有深远的伟大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方其汹汹”、“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的严峻形势下,认识到中国文化“根本上有不足”,开辟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其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是必须肯定的;但勿庸讳言,历史的局限也使其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着种种缺陷,这些缺陷是中国新文化发展中必须进一步探讨和处理的问题。

李大钊在接受了唯物史观后,于1924年写了《史学要论》一书,其中提到“民族文化”的问题。他说:“民族文化者何?即是民族生存活动的效果,包括于其民族社会发展的人文现象的总体。民族文化的成立,民族的经历实有伟大的影响;迨民族文化既已发展成熟,却又为决定民族将来经历的重要因素,其间实有密切的关系。”这无疑是唯物史观中的一个应有之义,但对“民族文化”的忽略却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缺陷。其实,“五四”之成为“五四”,其本身即有被“民族文化”所决定的因素。例如,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首标“现实主义”,批评“印度诸师,悉以现象世界为妄觉,以梵天真如为本体”,又批评基督教“以人生为神之事业”,其说荒诞,但对基督教“不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则给予肯定;他认为,“觉官有妄,而物体自真;现象无常,而实质常住”,“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这虽然是借西方近代的科学和哲学以为据,但又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不啻一种新的“儒释之辨”。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能被中国人接受并广为传播,当有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为其文化的土壤。

“五四”高标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但对西方的基督教则加以排斥。这种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滤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面临的转型也有着逻辑上的联系(参见拙文《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5期)。陈独秀在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我们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的格言;因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有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实行民治的基础》)这说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对于五四新青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坚定走这条道路的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五四时期往往把“孔子之道”(或“孔子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纲常名教的“阶级主义”,这显然是片面的。

李大钊在阐述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学说时指出:“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今与古〈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中包含着连续性,经济生活是如此,政治、文化的变迁同样如此。这无疑也是唯物史观中的一个应有之义,但在对待“孔子之道”上,由于缺少辩证的理论分析,只看到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状态”的一面,或只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变动,“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而无视“孔子之道”中也包含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道德规则(这些规则是新时代社会生活必须继承和发扬的),这种缺乏辩证分析的形而上学性,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简单化机械理解,不仅五四时期存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流传至今。李大钊在表述唯物史观时曾两次提到:“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与上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譬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史学要论》)。为了防止把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发展机械地看做真如一幢幢“建筑物”那样是分离断裂的,而无视其连续性,我认为,我们不妨记取“喻之建筑”或“譬之建筑”的表述。

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主张“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又指出:“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甚至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也认为,“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这种抨击主要击中的是儒家伦理时代性的一面,但把儒家伦理简单地等同于“三纲之说”,完全否认儒家学说中有“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孔子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皆“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里所说的“现代道德底理想”,与孔子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难道没有道德的继承性吗?现在的一些青年之所以对现代道德发生误解,“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而陷入自我中心、利己主义,与“新思想新家庭”欲断绝(“彻底决裂”)同传统道德的历史连续性,不能说没有关系。这也正印证了严复所说的“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

张岱年先生在30年代著有《道德之变与常》一文(见《张岱年文集》第一卷),依据唯物史观,既讲道德的时代性(所谓“变”),又讲道德的继承性(所谓“常”)。能对道德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作出这样的辩证分析,是张先生一贯主张文化的“综合创新”说的理据。中国文化的发展要走综合创新之路,一方面消除传统对现代的抵触(弃其糟粕),另一方面化解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取其精华),并且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肯定性成果”,如此儒学传统与五四传统(以及五四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可望实现良性的互动和辩证的综合,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将为人类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评论这张
 
阅读(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