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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文选的博客

——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日志

 
 

【转载】“国学”概念考  

2017-01-22 13:55:18|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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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之前,我应《哲学年鉴》之约,写成一篇三万余字的长文,题为《国学与中国哲学》。兹将其中关于“国学”概念考的部分发表于下,并拟以后发表关于“国学与中国文化”和“国学与学术分科”的部分。)

中国古代本有“国学”之名,其相对于地方的“乡学”而言,是指在国都设立的学校。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孟子·滕文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朱熹《孟子集注》:“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相激荡,“国学”则转指与“西学”相对而言的本国之学(“国”之本国义,与“国民”“国语”“国魂”等义同)。

称本国之学为“国学”,其源自日本。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处士高山正之、蒲生秀实、本居宣长等,或著书游说,或倡言国学,皆潜有尊王意”(《日本国志》卷二),“近世有倡为国学之说者,则谓神代自有文字,自有真理”(《日本国志》卷三十三)。日本的“国学”宣扬“日本固有之道”,是相对于汉学、西学而言。1897年,在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第22册发表古城贞吉译自《东华杂志》的《汉学再兴论》,有云:“明治以前,汉学最盛,士人所谓学问者,皆汉学耳……及政法一变,求智识于西洋,学问之道亦一变,贬汉学为固陋之学……然其衰既极,意将复变也。比年以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殆欲压倒西学,而汉学亦于是乎将复兴也。”在《时务报》第23册转载严复的《辟韩》一文后,张之洞指使其幕僚屠仁守作《辨〈辟韩〉书》,文中引据《汉学再兴论》的“谓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以反驳严复之说(屠文发表在《时务报》第30册,又被收入《翼教丛编》卷三)。1902年,新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古城贞吉曾以一言相赠,“劝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1]。受日本学界使用“国学”概念的影响,梁启超等中国学人遂转将“国学”指称“中国固有之学”。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与黄遵宪函商倡办《国学报》,“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遵宪在回信中肯定“《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但提议先作一《国学史》,并指出:“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校,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2]此信所说“中国固有之学”,即与“新学”(西学)相对而言的“国学”之内涵。同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总论”有云:

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

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

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3]

此论之总的精神是主张弘扬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的优秀传统,将中国之所以长久“屹然独立”的特质“增长广大”,并主张中西文明相结合,以创生中国的新文明。梁启超在1902年只完成了此书的前六章,至1904年又续写了“近世之学术”部分。在此书的结尾,梁启超说: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将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4]

这是梁氏著作中首次使用“国学”一词,而先此他已倡办《国学报》,他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亦可谓中国近代第一部“国学史”。

在梁启超之前,张之洞也可能率先使用了“国学”一词。据章太炎在1913年写的《自述学术次第》,他在1898年到武昌谒见张之洞,“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1887年写成后,曾送李鸿章、张之洞各一部,当此书在1895年出版时,卷前收有李鸿章的《禀批》和张之洞的《咨文》。受《日本国志》以及前述《汉学再兴论》的影响,张之洞在1898年以“国学”指称“中学”,不是没有可能的。但章太炎记此说是在1913年,又记他当时回应说:“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张之洞所谓“不须更事高深”,章太炎所谓“继有专治今文者作”,都是针对当时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而言。张之洞所说“国学渊微”亦有可能本是“经学渊微”,而章太炎后来误记为“国学”。

1904年,邓实、黄节等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翌年印行《国粹学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其主要撰稿人。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说:

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是故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国粹学报》第2年7期)

邓实所说的“国学”,是就各国都有“本乎地理,根之民性”的“自有之学”而言。从其所列“国学”所包括的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掌故学和文学等内容看,他所谓“国学”实亦指中国的“自有之学”。邓实等国粹派区分“君学”与“国学”,认为能够体现一国“自立之精神”、“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是国粹,甚至认为“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是国粹(《国粹保存主义》,《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篇卷五)。他们主张“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9期)。因此,国粹并不与西学和进化相对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揆古衡今,国粹之说实不阻进化”(《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7期)。邓实说,20世纪既是东西文明“争存之时代”,也是“两大文明结婚之时代”(《东西洋二大文明》,《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篇卷五)。显然,这一既保存国粹又迎取西学的主张,与当时梁启超的思想倾向是相同的。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5]。同年,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章太炎担任主讲,《民报》第7号发表的《国学讲习会序》有云: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知国学者,未有能诋为无用者也。[6]

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同于国粹派所谓“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实际上,国粹派的观点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国学讲习会”的基础上,不久又成立“国学振兴社”,章太炎自任社长。在此期间,章太炎一面从事革命宣传,一面从事国学研究和讲学,曾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国学振兴社讲义》等,至1910年编定《国故论衡》。此后,章太炎又于1913年在北京开设国学会,其讲授内容由吴承仕整理为《菿汉微言》;1922年在上海讲授国学,其内容由曹聚仁整理为《国学概论》;1934年在苏州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制言》杂志,其讲学“周凡两次,连堂二小时,不少止,复听人质疑,以资启发”,至1936年临终病危时仍勉为讲论,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7],其晚年的讲授内容由王乘六等记录为《国学讲演录》。

王国维早年从事中西哲学和美学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大多发表在由他主编的《教育世界》,而此后完成的《人间词话》则最初发表在由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若依《国学保存会简章》所云“入会毋须捐金,惟须以著述(……)见赠于本会者,即为会员”(《国粹学报》第2年第1期),则王国维也算是国学保存会的会员之一。但实际上,王国维早年研究哲学的学术视角,使他对“国学”有着更为通达的看法,而与国粹派区别开来。王国维说:

凡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8]

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9]

在王国维看来,中、西哲学是相通的,因此,要破除把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的“中外之见”。他所说的学术之“独立”,即以学术自身为目的,而不以其为手段,“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10]。这是从西方哲学中引入的学术观念,用这种观念来看待中学与西学,就更突出了学术的普遍性和超功利性。1911年,王国维为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作“序”云: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1]

王国维此论是建立在把“学”区分为科学、史学和文学的基础上,因为“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所以“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但王国维又指出:“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据此,“学”还应是有中西之分的,只不过当时王国维所追求的是中西融汇,取长补短。关于科学的“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王国维说:“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这实际上是以科学取代了以儒家之经学为真伪是非的标准。在王国维所例举的史学中,有“物理学之历史”、“哲学之历史”和“制度风俗之历史”,虽然哲学是“唯真理之从”,但“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观此可知,王国维是把哲学也归入科学的(这与古希腊的学科分类相一致,亚里士多德即把哲学和物理学等归入“纯粹科学”)。关于科学与史学的关系,王国维说:“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科学与史学相资,治史学者不可无科学知识,而其成果为科学提供“材料”,王国维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科学的治史学或国学的新途径。关于学之有用与无用,王国维说:“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所谓“有用之用”是指直接应用于农、工、商以及政治、教育等,所谓“学皆无用”是指科学、史学和文学不能直接应用于经济和社会,而“学皆有用”就是学之“无用之用”,如“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政治、教育亦必有取于“心理、社会之学”。质言之,“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不过是讲了基础学科与应用技术的关系。王国维说:“一切艺术(技艺),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12]王国维最终把学问之价值归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归于“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这实际上更多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

“国学”在民国初年的通识教育中影响甚大,其可引据者是青年毛泽东在1915年写的《致萧子升信》,信中除讲了严复译介的《群学肄言》等新学外,又云:“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13]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把“新思潮的意义”归结为“评判的态度”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其具体内涵则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所谓“整理国故”是针对“糊涂懵懂”地高谈“保存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14]。192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15]。胡适在其主编的《国学季刊》作“发刊宣言”说: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16]

当章太炎在1903年作《癸卯獄中自记》时说“上天以国粹付余……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17],“国故”与“国粹”大致是一个意思。钱玄同在1910年作《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内载其章程“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18],此中“保存国故”也大致同于《国粹学报》的“保存国粹”。傅斯年后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19]。所谓“客气一点儿”就是有所“妥协”,在五四时期把“国故”变成了一个需要整理和重新评估的“中立的名词”。胡适说“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即认为“国故”包括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在此之前,“国学”是指中国固有之“学”(学术),至五四时期则其外延扩展到中国过去一切的“文化”,“国学研究”遂成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20]。

胡适说“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缩写,其意谓即把“国故”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国学”或“国故学”乃现代学者研究这一对象的学问。这样就改变了原来“国学”的内涵,但实际上在“国学研究”或“研究国学”的表述中仍有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国学”概念,其间既有对“国学”的不同理解,亦有对“国学”或“国故”之价值评估的分歧。吴文祺因此在《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一文中提出:“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所以我们正名定义,应当称为‘国故学’,不应当称为‘国学’。”[21]曹聚仁也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一文中提出:“‘国故’与‘国故学’非同物而异名也,亦非可简称‘国故学’为‘国故’也。‘国故’乃研究之对象,‘国故学’则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也。”为了避免“国故学”与“国故”“国学”“国粹”等名词异文互训的“含糊与武断”,曹聚仁在《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一文中提出了“轰国学”[22]。

对于“国学”或“国故学”的不同理解更多表现在对其内容的分类上。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把“国故”分为小学、文学和诸子学;在《国学概论》中主要讲了经学、哲学和文学,其中亦有“经史非神话”以及治国学必须“通小学”等说;在晚年的《国学讲演录》中则有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等“略说”。可见,章太炎对国学的分类大致依从于传统的经、史、子、集。钱穆在1928年完成的《国学概论》中说,国学的“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论列”,“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于每一时代学术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阐发”[23]。钱穆对国学的看法大致同于梁启超,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胡朴安在1924年发表的《研究国学之方法》一文中说,国学“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此显然不同于胡适以“国学”为“国故学”之简称),他把“研究国学”区分为哲理类、礼教类、史地类、语言文字类、文章类和艺术类[24]。曹聚仁在1926年写成《国故学大纲》,他区分“国故”与“中国文化”,认为文化包括“言语、文学、信仰、礼拜、艺术、工艺、经济之创作之全体”,而国故仅指“其以文字表现于纸片者而言”,此即“中华民族在过去三千年间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25]。虽然曹聚仁亦提出“国故”不同于“中国学术”,但他实际上是以“国故”为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学术思想”,他主张“破除经史子集之锢蔽”,而把“国故学”分类为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文字学、论理(逻辑)学、心理学、天算学及其他科学、宗教和美术。

胡适把“国学研究”视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其分类至少包括“(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这种分类就是把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切内容都囊括在内,“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26]。循此而发展,国学研究一方面转向了以新兴的“史学”为中心,另一方面其成为向现代学术“分科研究”转型的一个过渡形态。如顾颉刚就曾说,北大国学门“并不是(也不能)要包办国学的”,如果各学科发达,“中国方面的各科的材料都有人去研究,那么我们的范围就可缩小,我们就可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不必用这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做我们的标名,就可以老实写做‘中国历史学门’了”[27]。曹聚仁将这样一种观点称为国故学之“暗礁”,他说:

按之常理,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待各学完全独立以后,则所谓“国故”者是否尚有存在之余地?所谓国故学者,何所凭藉而组成为“学”?如斯诘难,诚“国故学”之暗礁。

曹聚仁对上述诘难的回答,就是认为“国故”中含蕴者与其他文化不同的“中华民族精神”,“国故虽可整理之以归纳于各学术系统之下,而与他文化系统下之学术相较,仍有其特点”,研究这些特点何在,何以会产生此特殊之学术,此学术与此民族之生活的关系如何,“此乃国故学独任之职务,亦彼之真实生命也”[28]。

尽管曹聚仁对“国故学之独立性”作了如此论证,但对它的质疑和否定仍很强烈。如许啸天在1927年为《国故学讨论集》写的“新序”,把“国故学”三个字看作是“浪漫不羇”、“粗陋、怠惰、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他认为把“国故”中所包含的各学科知识“一样一样的整理出来,再一样一样的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里”,就可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29]。何炳松更在1929年发表《论所谓“国学”》,呼吁“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其四大理由是“国学”概念“来历不明”、“界限不清”、“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30]。许、何对“国故学”或“国学”的质疑和否定,实际上陷于只承认分析而不承认综合、只承认学术的普遍性而不承认中国传统学术之特殊性的偏颇。

站在中国传统学术立场的学者对“国学”概念也不免有微词。如马一浮在1938年讲授国学的《泰和会语》中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31]按,“依他起”即依与外国学术发生关系的“因缘”而起,实际上,凡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有所区别的概念无不是“依他起”。说其“严格说来,本不可用”,这是以佛教唯识学之无差别相的“圆成实性”或“胜义无性”为旨归。而马一浮即以儒家的六艺之学来“楷定国学名义”,谓六艺“统诸子”,“统四部”,“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32]。这显然是把儒家的经学绝对化了。

钱穆在其《国学概论》“弁言”的开头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但钱穆一生的著述都是讲“国学”,而并非“学术本无国界”。他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学术通义》中明确修正此说,指出:

近代中国,与欧西文化接触,双方文化传统各不同,因此上而学术,下而风俗,双方亦各不同。近代国人,乃有国学一名词之兴起。或疑学术当具世界共同性,何可独立于世界共同性学术之外,而别标国学一名词。不知同属人类,斯必具人类之共同性,然亦何害于各人有各人之个性。

要之,中国学术之必有其独特性,亦如中国传统文化之有其独特性,两者相关,不可分割。……近人率多认文史哲诸科谓是属于人文方面,其实中国学术之有关此诸科者,其内涵精神亦复有其独特处。

本书取名中国学术通义,亦可简称国学通义。[33]

总上所述,“国学”是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相接触后产生的新名词,其相对于西学而言,是指中国传统学术,若扩展其外延,亦可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与文化“不可分割”)。若将“国学”作为“国故学”之简称,则“国学”即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或文化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与作为“国学研究”的“国学”,实亦如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分[34])。“国学”概念并非“来历不明”,亦不能苛责其“界限不清”,若因学术“无国界”或因学术须分科研究而否认“国学”的正当性,则上引钱穆之说已明言其失。

[1]吴汝纶:《东游日记》壬寅六月三十日,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293页。

[3]《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4页。

[4]同上书,第104页。

[5]《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见《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5、216页。这篇序文原署名“国学讲习会发起人”,收入《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此文当代表了章太炎的观点。

[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975页。

[8]《哲学辨惑》,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9]《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同上书,第39页。

[10]《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见同上书,第69页。

[11]《国学丛刊序》,见《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365页。

[12]以上引文见同上书,第366—368页。

[1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5页。

[14]《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15]在此影响下,东南大学于1923年、清华大学于1925年、厦门大学于1926年相继成立国学研究院。

[16]《〈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第3卷,第10页。

[17]《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18]《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19]《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0]胡适说:“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集》第3卷,第11、14页。

[21]许啸天编著:《国故学讨论集》上,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1页。

[22]同上书,第60、88页。

[23]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24]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5、46页。

[25]曹聚仁:《国故学大纲》,上海梁溪图书馆1926年版,第4、16—17页。

[26]《〈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集》第3卷,第15页。

[27]《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13,转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3页。

[28]曹聚仁:《国故学大纲》,第17—19页。

[29]许啸天编著:《国故学讨论集》上,第1、7页。

[30]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第61、64页。

[31]《马一浮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32]同上书,第12、21页。

[33]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2、4、5页。

[3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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