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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东南阙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象征  

2017-01-22 14:03:42|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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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9月27—28日到浙江衢州参加以“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为主题的“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并参加南宗孔庙的祭孔典礼。我为会议提供了一篇《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论文,并应约写了一篇短文,此短文已发表在9月28日的《浙江日报》,只是由于版面原因稍有删节,现将原稿发表于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虽经千难万险,百转千折,仍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焕发出永不穷竭的生命活力。在这个伟大的文化长河中,孔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上古“学在王官”时期的文化;他开创私学,高扬仁义,建立儒家学派,即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使中国文化“学术下移”,实现了“哲学的突破”,奠定了中国文化在秦汉以后的“思想范式”。

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由一介布衣之士,到成为“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都要尊礼的“至圣”,这是对孔子的伟大文化贡献的肯定。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在途经山东曲阜时“以太牢祠孔子”。此后,孔子被历代王朝所尊崇,孔门后裔被封为“衍圣公”,曲阜的孔府、孔庙和孔林成为中国文化的“圣地”。虽然朝代有兴亡迭运,而孔子的“至圣”地位不移,“衍圣公”也世代传衍,曲阜的“三孔”圣地总被世人所瞻仰。这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它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象征,成为华夏儿女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

然而,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也有其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君主集权制必然使一个王朝最终走向腐败,于是引发社会动乱,外族入侵,乃至改朝换代。北宋王朝是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兴起的,它接受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崇文卑武,严于“安内”而疏于“攘外”,君主集权变本加厉,所谓“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北宋末年,奸佞当道,君主荒淫,终有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金兵所俘。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建立南宋,改元建炎,是为高宗。翌年冬至,高宗在扬州举行祀天大典,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奉诏陪祭。1129年春,高宗仓皇南渡,驻跸杭州。孔端友率领族人随高宗南下,在所携物品中有传家至宝“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和唐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等圣物。1130年初,高宗感念孔端友“扈跸南渡”之情,特赐孔氏族人定居衢州。1136年,高宗下诏“权以州学为家庙”。于是,衢州便成为孔子后裔的第二故乡,史称“东南阙里”。

而在北方,金太宗完颜晟也服膺儒学,认同于中国文化,特封留在曲阜的孔端友之弟孔端操为衍圣公。这样,孔氏宗室分裂为南、北两宗。在衢州的孔氏南宗,“终宋之世百六十年皆袭封为爵”,南宋末年的衍圣公是孔子第五十三世嫡长孙孔洙。到了1282年,也就是南宋灭亡的三年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在袭封衍圣公时,“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孙寓衢者乃其宗子”,遂召孔洙赴京,令他继承衍圣公的封爵去曲阜奉祀。但孔洙以家庙和五世先祖的庐墓在衢州,不忍舍去为由,把爵位让给了曲阜的族弟孔治。孔洙又因老母在衢,需回家奉养,请求元世祖放其南归。元世祖称赞孔洙说:“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人之后也。”孔氏南宗由此而罢封,失去爵位的南宗也由此走向民间,更多地弘道乡里,为衢州乃至东南一带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风雨沧桑,世事迁移,又经元、明之兴革,到了明朝中期的正统元年(1436),新即位的英宗皇帝下旨“访求衍圣公孔端友后”,朝堂之上对南、北二宗的正统地位议论不决,至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南宗的孔子第五十九世嫡长孙孔彦绳始被封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祀南孔家庙。清代沿袭明制,对南、北二宗都尊礼有加。民国建立后,任命曲阜的原衍圣公为“奉祀官”,而衢州的原翰林院五经博士为“南宗奉祀官”。最后一位南宗奉祀官是孔子第七十五世嫡长孙孔祥楷,他于1944年虚龄七岁时袭任,至今仍健在,他曾于2004年在衢州举办首届孔子文化节时赋诗云:“不尚荣华崇孝悌,让爵无悔先师裔”。观此诗,亦可赞其“真圣人之后也”。

衢州为南孔圣地,东南阙里。自孔端友“扈跸南渡”后,孔子后裔在此传衍近三十世,历经宋、元、明、清、民国以至今,迁延已近一千年。如今,南、北孔庙都已成为纪念孔子诞辰、祭祀中国文化史上的“至圣先师”、研讨孔子和儒家思想,以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圣地。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父子相继为世”,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距我们已两千五百多年,而我们的时代仍在孔子所说的“百世可知”之内。如果从“祖述尧舜”说起,那么中国文化四千多年的历史确实如孔子所说,既有相“因”的继承,又有“损益”的发展。惟继承才能连续,这是中国文化的“常道”;惟发展才能生生不息,这又是孔子为“圣之时者”、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品格所使然。

但是,孔子在他那个时代,还不可能说出中国文化“百世”相“因”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而“损益”又须根据历史的实际进程由后人来发展。秦汉以后,为了适应君主集权制度,出现了“三纲”之说;又因“五行”被纳入儒家的宇宙论,遂有“五常”之说。于是,东汉后期的经学家马融在解释《论语》的“殷因于夏礼”章时说:“所‘因’,谓三纲五常也;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也。”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以迄明清,后儒都众口一词,沿袭马融之说,而且“三纲五常”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永不可变革的“常道”。现在反思起来,“五常”中确有儒家文化的“常道”,而“三纲”的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的思想,实是汉儒为适应秦汉的君主集权制度所增“益”;其中也有“损”,如汉景帝把儒家的“汤武革命”之说作为“马肝”而剔除掉。虽然君主集权制度已是中国历史不能不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但其弊病也已被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改朝换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所证明。在此意义上,如果没有君主集权制度的弊病,则孔氏宗室也就不会分裂为南、北两宗,也就没有孔氏南宗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几次兴亡更替所经历的那些岁月沧桑。因此,“东南阙里”既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象征,也应启发我们反思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真正的“常道”是什么。

笔者认为,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三纲”并非儒家文化的“常道”,而其真正“常道”的核心价值和主要内涵应该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易传》中的两段话,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中华精神”。我们应继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常道”和“中华精神”,并根据我们的时代特点而对传统文化有所“损益”,批判继承而综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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