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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一)  

2017-01-24 21:12:18|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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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并奠定了秦以后中国文化的“思想范式”。孔子所说中国文化的“因革损益”,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汉代儒学对先秦儒学既有相因的继承,又有损益的发展。自汉代以后,“三纲五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本文解构“三纲五常”与“天道”的关系,否认“三纲”是儒家文化的“常道”;进而反思五四时期“批孔”的历史局限,明确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华精神”。

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这段话中的“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说得并不确切;而说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伟大作用,则是历史的事实。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里说的“礼”实即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亦即“郁郁乎文哉”的“文”;而“因”就是因袭、继承,“损益”就是减损、增益。从尧、舜二帝到夏、商、周三代,中国文化既有相“因”的继承又有“损益”的发展,周代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夏、商两代的文化,故其文明昌盛。所谓“吾从周”就是孔子要继承和发展周代的文化。此后“百世”的文化也会以这种“因革损益”的方式而继承和发展。“父子相继为一世”,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我们现在距离孔子已2500多年,但仍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

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删述六经,开创私学,高扬仁义,建立了儒家学派。而“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孔子的删述六经,其谦辞为“述而不作”,实际上是“述”中有“作”,如其对于《尚书》“独存其善,使人知所法”,对于《春秋》“严其褒贬之辞,使人知所惧”(许谦《读书丛说》卷一),对于原为“卜筮之书”的《周易》则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我观其德义耳也”(马王堆帛书《要》),此即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上古“王官之学”时代的文化。他的开创私学,高扬仁义,建立儒家学派,即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使中国文化“学术下移”,奠定了“仁者爱人”“智者知人”的思想范式,从而“孔北老南”,诸子“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2],此即中国文化在“轴心时期”实现了“哲学的突破”。提出“轴心时期”理论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孔子和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并把老子列入“原创性形而上学家”)[3],这是符合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发展之实际的。

司马迁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称其为“至圣”,就是因为“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而又奠定了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思想范式”,因而“学者宗之”。

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孔子的思想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从先秦至汉代,中国历史实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经说“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个“变局”主要是指由秦以前封建制的“世侯世卿之局”变成了秦汉以后君主集权之郡县制的“布衣将相”之局,“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在这个大的“变局”之中,孔子仍是“圣之时者”。汉代为什么“尊儒”,其原因在汉初陆贾和贾谊的言论中已有说明,即陆贾对汉高祖所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陆贾列传》)贾谊也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上》)他们总结了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得出了要想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就必须“行仁义”而尊儒学的正确结论。可以说,从先秦到秦汉,虽然出现了“天地一大变局”,但“行仁义”这个儒家文化的“常道”仍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儒学之所以在汉代被“独尊”,还因为汉初的儒家与时俱进,他们对儒学也做出了适应这个“变局”的一些理论调整(其中包括吸收融合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如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这里的“任德教”是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常道”。但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这里的“《春秋》之大义”就是汉初的《春秋》公羊学家为适应君主集权制度而做出的理论调整。所谓“屈民而伸君”,就是对君主集权制度的肯定,故董仲舒有“三纲”之说;所谓“屈君而伸天”,就是要以天神的权威来节制君权,故董仲舒有“灾异”“谴告”之说。

汉代的儒学是有“常”(相“因”)亦有“变”(“损益”)的,其“常”就是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行仁义”“任德教”的思想,而其“变”就是立(增益)“三纲”之说而讲“阴阳灾异”(“损”掉了荀子所谓“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汉代儒家的一大理论建构是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方式确立了“纲常名教”,亦即从“阳尊阴卑”推出“三纲”之说,从“五行相生”推出“五常”之说。这里的“五常”主要是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常道”,但因“天道”中有了“五行相生”,所以由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四德遂变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常;而“三纲”主要是适应了秦汉的君主集权制度,虽然先秦儒家也讲“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但并非如“三纲”所规定的那样是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的关系。正是通过汉代儒学的“变”与“常”,儒家文化实现了与秦汉政治制度的整合。由此,孔子所奠定的“思想范式”贯彻到汉代以后的社会文化之中,儒学遂成为中国古代“独尊”的主流文化。

历代儒家对于汉代儒学的“变”与“常”并没有思想和理论的自觉。相反,他们为了确立孔子思想以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把儒学的“变”与“常”混在一起,虚构了孔子“为汉立法”,而“三纲五常”乃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这种思想巩固了汉代以后的君主制政权,却也使儒学在中国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遭受了最大的厄运。当我们现在走出“反孔”“批儒”的历史局限和误区,探讨孔子思想、儒家文化是否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时,就有必要反思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真正的“常道”是什么。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3]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8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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