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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三)  

2017-01-24 21:14:33|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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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后,窃取了国家权力的北洋军阀搞“假共和”,甚至演出了两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保守派欲“立孔教为国教”,而“立国教”势必仰仗于国家的掌权者,于是当时的保守派与北洋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康有为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他甚至也说“君臣之道,不能须臾离,而孔子之教,无可毫厘疑也”。他在给袁世凯的《复总统电》中说:“尊圣卫道,想公同心,冀公援手,圣教幸甚。”当张勋拥戴溥仪复辟时,康有为也在事先预写了《拟复辟登极诏》[1]。尊孔与复辟帝制的密切关系,是儒家文化在五四运动时期遭受最致命打击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陈独秀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此绝对不可能之事”[2]。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以“民主”与“科学”救中国,反对儒家的“纲常阶级制”,其进步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把“三纲”与“五常”合而抨击之,对“纲(与)常”未作适当的分析,这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胡适在五四时期撰文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3]陈独秀也说:“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是也。”“吾人不满于古之文明者,乃以其不足支配今之社会耳,不能谓其在古代无相当之价值……”[4]因此,五四时期的“尊孔”与“批孔”,其焦点在于“孔子之道”是否尚有现代价值;当时的“批孔”并没有否定“孔子之道”的古代价值,而其历史局限在于否定了“孔子之道”具有现代价值。

当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传入中国后,对其简单化的一个理解就是认为,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儒家道德已经完全不适应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道德同宗教、哲学一样“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当“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时,“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5]。这在当时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进步性,但也存在着只讲“变”而不讲“常”的理论片面性。

对上述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片面性加以纠正或补救的是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道德之“变”与“常”》一文。他指出:“道德依时代而不同,随社会之物质基础之变化而变化;然在各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由此而各时代之道德皆得名为道德。”“旧道德中有虽旧而仍新者存:于此当明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6]张先生所说的道德之“变”,是指道德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展的时代性、变革性;他所说的道德之“常”,则是指不同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即道德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张先生说:“新道德乃旧道德之变革,亦旧道德之发展……新道德与旧道德之间是有连续性的,新道德非完全否定旧道德。”“新旧道德之对待关系,亦对立而统一的,变革之而同时亦有所保持,且系发展之。”[7]这就是“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在这里,讲道德之“变”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如果只讲“变”而不讲“常”则违背了“辩证法”[8]。

张岱年先生在晚年所作《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中也讲道德的“变革性”与“继承性”。他说:“人类道德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是道德的变革性;而后一时代的道德是从前一时代演变而来的,前后之间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可谓道德的继承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道德阶级性的理论,是伦理学史上的重大变革。但是,道德的阶级性并不排除道德的继承性。……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道德学说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确实有过非常巨大的影响,是应该予以分析的,从而进行批判继承的。”依此观点,他对“三纲五常”进行分析,认为对秦以后出现的“三纲”之说必须加以严肃的批判,而对“五常”则指出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阶级性”,但“也还有更根本的普遍意义”[9]。我们对此“更根本的普遍意义”是要继承的。

不仅道德的发展有“变”亦有“常”,而且“变”与“常”也是“文化之实相”的重要属性。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西化与创造》一文中说:

唯用“对理法”(按即辩证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笼统。唯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10]

这里的“整”就是文化结构的系统性,“分”就是文化要素的可析取性(如果文化只有“整”而无“分”,则文化的发展就只有相“因”而无“损益”);“变”就是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如果文化只有“变”而无“常”,则文化的发展就是断裂的而无相“因”继承的);“异”就是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同”就是民族文化中的世界性、普遍性(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存在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我们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辩证关系,才能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走综合创新之路。

[1]《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9、922、990页。

[2]《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339、178页。

[3]《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2页。

[4]《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1、487—488页。

[5]《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15、142、144页。

[6]《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7]同上书,第161、162页。

[8]恩格斯晚年在讲到经济对哲学(以及文学等等)所起的作用时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理解,恩格斯说:“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486页。

[9]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6—69、170—171页。

[10]《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4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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