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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一)  

2017-01-24 21:17:40|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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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宋代新儒学是“明体达用之学”,由范仲淹、胡瑗开其端,而二程、朱熹等承其续。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突出了理学家的重视“义利之辨”,但并非朱子的完整教育思想。朱子晚年所作《学校贡举私议》,除重视“德行”科外,又分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并批评了当时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端,这是其教育思想的完整表达。元代以后的科举制,实正可以说是朱子所批评的对象。而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胡瑗的教学之法和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曾起了促进的作用。

宋代新儒学,开创于范仲淹及其门下“贤士”胡瑗、孙复、石介等[1]。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如钱穆先生所说:此学术“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2]。

关于宋代理学(即“濓洛关闽”之学)与此前之“宋儒”的关系,钱穆亦曾指出:“理学兴起以前,已先有一大批宋儒,此一大批宋儒,早可称为是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3]此“新儒中之新儒”,既然在“新儒中”,则其继承了宋初新儒的“明体达用之学”;而其所以比宋初新儒之更“新”,则是因其建构了一套以“理、气、心、性”为主要范畴的更严密的思想体系,而且其更重视“心性”修养,故其常被称为“心性之学”。但宋儒的“心性之学”绝不是如“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是如程颐所说“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即仍是要“明体达用”。此亦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是秩序重建……道学虽然以‘内圣’显其特色,但‘内圣’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4]此“人间秩序的重建”也就是要将所学“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宋儒的“明体达用之学”,开创于范仲淹,其大致规模如范仲淹所主张:“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胡瑗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他贯彻范仲淹的教育思想[5],在“始于苏、湖,终于太学”的教育实践中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据其高弟刘彝所说:

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其首重“经义”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之以六经”,其“明体”就是范仲淹所说的“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其学“文”不仅是读经书而已,也包括“史传子集”,即范仲淹所说的“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等等;其“达用”要能“润泽斯民”,就必须有分科教学的“治事”斋,“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学习民政、军事、农田水利、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此即范仲淹所说的“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修经济之业……成王佐之器”。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期,宋仁宗诏下湖州,取胡瑗的教学之法为“太学法”,胡瑗亦在庆历新政之后执掌太学,成就一代教育之盛事。

朱熹所作《伊川先生年谱》云:

皇祐二年,(程颐)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氏遗书》附录)

此中“皇祐二年”当是嘉祐二年之误[6]。此时程颐二十五岁,“上书阙下”,即写了《上仁宗皇帝书》,其中有云:“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也。”(《程氏文集》卷五)此中“大中之道”即采胡瑗的“皇极”之说,所谓“归于皇极”就是归于“大中之道”。胡瑗对“皇极”的解释就是:“皇,大;极,中也。言圣人之治天下,建立万事,当用大中之道。”(《洪范口义》卷上)程颐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有云:“是故觉者约其情始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程氏文集》卷八)这也符合胡瑗对“性情”的理解:“盖性者天生之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无不备具,故禀之为正性。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为邪情。唯圣人则能使万物得其利而不失其正者,是能性其情,不使外物迁之也。”(《周易口义》卷一)程颐在此文中又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这是宋儒由“明体达用之学”向更重视“内圣”的“心性之学”发展的一个标志。胡瑗对此文极为欣赏,对程颐“知契独深”(《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也正说明这符合宋代新儒学发展的大趋势。

对“内圣”的重视,并不意味着理学家忽视了“外王”,他们对“明体达用之学”仍是给予肯定的。如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中主张“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以经义、性行、材能三物宾兴其士于太学”,“既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又专以行实材学升进”(《程氏文集》卷一)。这里的“一”和“专”就已包含了“明体达用”的意思。二程亦曾称赞:“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累为政,皆兴水利有功。”(《程氏遗书》卷二上)在熙宁二年,程颢亦曾与刘彝等八人一同“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宋史纪事本末》卷八)。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同历史上的许多大儒一样,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关于朱子的教育思想,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他所作《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其首列“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本于《尚书·舜典》的舜使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亦孟子所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亦符合孟子所说三代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在“五教之目”后,《揭示》又有“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等。显然,《揭示》突显了儒家重视人伦道德即程颢所谓“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的特点,其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又突显了理学家的重视“义利之辨”,它所针对的是场屋之学“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钩声名、取利禄而已”(《晦庵集》卷七十四)。在《揭示》中没有把“治事”“达用”的教学内容列在内,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朱子的教育思想亦因此常被后人(包括笔者)所误解。然而实际上,《揭示》并没有完整地表达朱子的教育思想。据《宋史·道学传三》,《揭示》作于朱子知南康军的淳熙五年(1178),而17年之后,即庆元元年(1195)朱子又作有《学校贡举私议》[7],此文长达五千多字,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朱子的教育思想。写此文时,朱子曾任焕章阁待制、经筵侍讲,只任职46日就被宋宁宗解职,写此文之后不久就发生“庆元党禁”,朱子被诬为“伪学之魁”,庆元六年(1200)朱子病逝。《学校贡举私议》实为朱子教育思想的晚年定论。

[1]参见拙文《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3]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0、18页。

[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8页。

[5]参见拙文《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研究》,《杭州研究》2010年第2期。

[6]胡瑗任国子监直讲“乃居太学”是在皇祐六年(1054),而其在太学“兼学正”“主教导”是在嘉祐元年(1056),故程颐“闲游太学”时当是嘉祐二年。参见拙文《范仲淹与胡瑗的教育思想研究》,《杭州研究》2010年第2期。

[7]据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六:“庆元元年先生又乞追还旧职不许,是年作《学校贡举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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