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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二)  

2017-01-24 21:19:04|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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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以下简称《私议》)与《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不同者,是其以“德行道艺”为教学之目,而不仅是教以五伦。其云:

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晦庵集》卷六十九)

在这里,虽然“道德”为首要和终归,“艺为最下”,但其“犹有实用而不可阙”,成人材不仅是“厚风俗”,而且要“济世务”,如此才能“兴太平”。此中所表达的思想即是“明体达用之学”。

《私议》所针对的是当时科举教育的弊端:

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同上)

所谓“程试文字”即后来八股文的起源,而“混补之说”即主张增加贡举的名额。朱子认为,追求程试文字之工和滥增贡举名额,只会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而益增其弊。朱子的主张是:

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同上)

所谓“明道先生熙宁之议”就是前引程颢在熙宁初年所上《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朱子的《私议》就是本于程颢的“熙宁之议”而阐发其所“未备”[1],而其实更多地继承了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解额”即通过解试(乡试)而参加省试(会试)的名额。“舍选”即自王安石“熙宁变法”以来的三舍(上舍、内舍、外舍)选察。朱子主张“均诸州之解额”,并且裁减参加省试和舍选的名额,意在使士人安心于学,不被读书做官所利诱。关于学校所设科目,朱子主张首设“德行”科,罢去“词赋”科,又另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开,这是《私议》发前人所未发。而分设“子、史、时务”等科,则继承了范仲淹和胡瑗的教育思想。

朱子论证首设“德行”科的必要: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同上)

以“德行”科为首,朱子当借鉴了孔子所设“四科”中首为“德行”(《论语·先进》)。真能致力于“德行”者,“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因此,孔子所设四科中的“政事”亦应以“德行”为基础。而“德行”与四科中的“言语”和“文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朱子主张罢去“词赋”科,亦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开(孔子说“文学:子游、子夏”,后世之传诸经者实为子游、子夏之徒,而颜渊为“德行”第一,他并不是专以治经书为业)。朱子说舜命司徒“以敷五教”即是以“德行”为先,可见《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五教之目”亦是以“德行”为先,而并非完整地表达了朱子的教育思想。

朱子论证分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的必要:

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晦庵集》卷六十九)

观此可知,朱子是主张分科教学的,这与他对《大学》之“格物致知”的解释相联系。朱子否认了“通一经则能通群经”,亦否认了只读经书就能通天下之理。因此,诸子、诸史和时务是不可不学的。“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等等,都是“当世所须而不可阙”,亦不可不学。此“时务”科大致相当于胡瑗的“治事”斋。

朱子认识到,天下之理不可能通过读书而“尽通”,故主张把所当读之书“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或四分之一。这样,在“诸经、子、史、时务”诸科中还要再分科,并分年考试。“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同此,诸子分为四科;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这相当于在“诸经、子、史、时务”四个“系”中又分成三或四个“专业”。入学者虽然只是学这些“专业”中的三或四分之一,但天下之士合起来就“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同上)。朱子所主张的分科教学,略同于胡瑗的“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而又有所发展。

关于“诸经”科,朱子又强调:

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同上)

朱子认为,汉儒治经“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是其长处。而其弊病则是“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他批评:“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如此则“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同上)。对此加以纠正,就要“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这些注疏包括:

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注疏不仅包括了理学家之外的经学著作,甚至也包括了与理学家有“党争”关系的如王安石、王雱和苏轼等人的经学著作,这充分显示了朱子之治经既主张“必专家法”,又主张参酌众说而兼容并包。这与后来的科举考试“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欧阳元《圭斋集》卷五《赵忠简公祠堂记》)、“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黄训编《名臣经济録》卷二十六《设学校以立教三》)是大相径庭的。

朱子又批评:“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举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饾饤,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同上)这种批评似是出于明、清学者对当时科举考试和举子应试的批评。元代以后的科举之弊,朱子在元代以前实已批评之。

朱子又批评:“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大小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朱子主张,科举试文应“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安石)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皆当有以正之,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同上)。元代以后的以八股文取士,所作之文乃“代圣贤立言”,禁引子、史,而论子、史者亦不可参引经义,这些弊病滥觞于熙宁“新政”以后,而朱子对这些弊病的批评已发之于元代以前。无怪乎清代的经学家陆陇其说:“《学校贡举私议》一篇,真足为今世之药石。”(《读朱随笔》卷四)

朱子又肯定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胡瑗)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朱子批评:“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子主张:“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谬滥之法……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晦庵集》卷六十九)这是主张从熙宁以后的太学“为声利之场”回复到庆历、嘉祐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

朱子又批评当时的科举取士:“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欲改革这些弊病,“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仿)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同上)。

关于“武举”,范仲淹在天圣三年(1025)就曾提出:“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试以武事,迁其等差……列于边塞,足备非常。”(《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在天圣五年他又提出:“今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壮士,宜设武举,以收其遗……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识,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此皆育将才之道也。”(《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胡瑗亦曾撰成《武学规矩》一书,庆历年间上书请兴武学,在其“治事”斋中亦有“讲武以御其寇”的科目。朱子关于“武举”的主张,即是上承范、胡。可以设想,如果胡瑗的“治事”斋得以延续,或朱子的《私议》得以实施,那么太学和州郡县之学中不仅有德行科、诸经科、诸子科、诸史科,而且有军事、刑法、农田水利、天文地理等专科(范仲淹还曾设想在京师和州郡学校设医科,见《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下《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如此则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必是另一番景象。遗憾的是,朱子在经筵只46日,写完《私议》后“会去国不及上”(《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六),随后就被诬为“伪学之魁”,他所希望的“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也就被淹没在“庆元党禁”和南宋灭亡以后的科举考试中。

[1]清康熙帝曾评论《学校贡举私议》“本程子之意而益发其所未备,洵可以得真才而收实效矣”(《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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