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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三)  

2017-01-24 21:20:07|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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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理宗即位后为理学恢复名誉,宝庆三年(1227)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宋史·理宗一》)淳祐元年(1241)又下诏: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宋史全文》卷三十六)。此后,程朱理学成为官学的正统,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但此后的科举考试实也正是朱子《私议》所批评的对象。

凭借朱子的权威,《私议》在南宋以后也曾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终未得到实施。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理学家吴澄担任国子监司业,“用宋程颢学校奏疏、胡瑗六学教法、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元史纪事本末》卷二)[①]。此中的“行实”本于程颢的学校奏疏,而“治事”无疑源于胡瑗的“治事”斋。因吴澄兼重“尊德性”与“道问学”,有议者“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衡)氏尊信朱子本意”,吴澄乃“一夕谢去”(同上)。皇庆二年,吴澄在《送虞叔当北上序》中亦有云:“贡举莫盛于宋,朱子虽少年登科,而心实陋之,尝作《学校贡举私议》,直以举子所习之经、所业之文,为经之贼、文之妖。”(《吴文正集》卷二十七)

当皇庆元年时,大儒邓文原也曾被召为国子监司业,“至官,首建白更学校之政,当路因循,重于改作,论不合,移病去。科举制行,(邓)文原校文江浙,虑士守旧习,大书朱熹《贡举私议》揭于门”(《元史·邓文原传》)。

所谓“科举制行”,即指元仁宗在皇庆二年“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其明经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元史·选举志一》)。此后,明、清两代都沿袭元朝的专以“德行明经科”取士,形成了“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的风气,而且考试专用八股文。如明代的科举,“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明史·选举志二》)。而清代的科举,“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清史稿·选举志一》),其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清史稿·选举志三》)。

与朱子的《私议》相比,元、明、清的科举考试“专立德行明经科”,不同于《私议》的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设,更不同于除“诸经”科外,《私议》另设有诸子、诸史、时务等专科。元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专尊程朱理学,“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此亦不同于《私议》既主张“必专家法”,又主张参酌众说而兼容并包。元代以后的科举考试虽尊程朱理学,但士人往往“功利驱之”,把程朱理学当作“侥幸一第”的敲门砖,明、清学者对此批判颇多,而对科举“场屋之业”、“声利之场”的批评已先发之于宋代的“明体达用之学”(包括朱子的《私议》)。元代以后的科举之弊,莫甚于以八股文取士,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日知录》卷十六“拟题”)至近代,中国的学制改革最急迫的就是主张“废八股”,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不废帖括(八股),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②]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说:中国之变法“莫亟于废八股”[③]。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上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内云:“臣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④]而对八股文的批判,实肇始于朱子的《私议》。

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胡瑗的教学之法、朱子的《私议》等曾起了促进的作用。如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关于“定课程”有云:

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⑤]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所上《进呈学堂章程折》有云:

自司马光有分科取士之说,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于诸经、子、史及时务皆分科限年,以齐其业;外国学堂有所谓分科、选科者,视之最重,意亦正同。[⑥]

由此可知,中国近现代走向分科教学和研究,虽然主要受西方学制的影响,但亦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在宋代学术文化中,能够体现这一发展方向的即是胡瑗的教学之法、司马光的“分科取士”之说和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朱子思想不惟在宋代以后占据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而且可促使人们反思其间的历史教训;他的《学校贡举私议》在宋代以后终未得到施行,却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的学制改革,这从一个方面透显出朱子思想的丰厚内涵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处理好通识性的道德(“德行”)教育与其他教育分科的关系,这仍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①]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清《钦定续通志》和朱轼《史传三编》等书作“胡瑗(或胡安定)六学教法”,其“六学”意不详,或为“太学”之误。但《元史·吴澄传》、《元明事类钞》、《资治通鉴后编》、《御制孝经衍义》等书将“胡安定”误为“胡文定”(或胡安国)。按,胡安国是二程洛学一系的理学家,由此可见在尊程朱理学的大背景下,胡瑗的教学之法竟然多被误移到胡安国名下。

[②]《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③]《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

[④]《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8页。

[⑤]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⑥]同上书,第193—194页。关于司马光的“分科取士”之说,见《宋史·选举志六》:“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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