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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司马光与熙宁变法(一)  

2017-01-24 21:04:02|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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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司马光辩诬

(2009年8月我应邀到河南光山县参加“第一届司马光文化学术研讨会”,撰写了此论文。本月得样刊,此文发表在《燕京学报》新29期,北大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此文超出我的“哲学史”专业,而属于“史学”论文。我近日重读此文,有一自信:司马光地下若有知,可因此文而得一告慰,我亦不负此公矣。)

内容提要:司马光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但因其反对熙宁变法,而在政治上背负着“站在豪强兼并立场上”的“保守派”的恶名。本文为司马光辩诬,通过对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比较,以及对王安石本人思想转向的分析,可知熙宁变法乃王安石禀承了宋神宗“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的旨意,主要是为了解决“国用不足”“府库不丰”的财政问题;而司马光、韩琦、欧阳修等旧党之反对青苗法,即是反对其“官放息钱”,变相地加重人民的赋税,把熙宁变法的反对派说成“豪强兼并的代言人”乃完全是诬枉之词。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对于熙宁以来政事的处置未免有疏略、峻急之处,但他主张“开言路”,提出“十科取士”法,在总体上可以“大纲正”评价之;他执政仅七个月后即病逝,不应为以后的党争负责;至于批评他“拥女主以行其志”,留下了“绍圣以后之祸”,这要归罪于君主世袭制下的帝、后矛盾,而不应苛责于司马光。

司马光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因其史学名著《资治通鉴》而不朽于世。但是在政治上,他曾被诬为“豪族地主集团”的代表,是“旧党的领袖,新法的死敌”[1]。这种诬枉的评价,有上个世纪50年代的特殊历史背景,无足多怪于研究者的偏颇。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因一些史学名家对熙宁变法的评价基本上仍其旧贯,所以司马光等人也仍脱不掉“保守派”的帽子,他们仍被认为“是站在豪强兼并立场上反对各项新法”,“把他们看作豪强大地主的代言人或代表者是完全正确的”[2]。这里的关键当然是对熙宁变法的再评价,然后涉及这些“保守派”为什么反对熙宁变法。我本人受“哲学史”的专业所限,对“熙宁变法”这一史学课题本无研究的兴趣,但近些年因探讨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的关系,其中涉及了对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比较,以及这两次“革新政令”对宋代新儒学兴起的不同影响,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也曾撰写了一篇《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3]。本文的主要意图是为司马光辩诬,而这种辩诬当然还要以对熙宁变法的再评价为前提。

在以往对熙宁变法的研究中,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概括言之,它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经济和军事等领域。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针对当时的士风不正,指出:

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范文正公集》卷七)

士风不正,即“其源未澄”,而其流弊就是吏治腐败,“官乱于上,风坏于下”。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主要就是为此而发,他后来将这一点表述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改革措施。其中的“固邦本”,就是以民为本(《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而“邦本”不固,主要是因为吏治腐败,所以,“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范仲淹将此作为改革的首条措施。他深切地认识到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

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范文正公集》卷八)

在范仲淹看来,只有整饬吏治,经过严格的考核,撤换一批县令、郡守,才能够“救民之弊”,解决当时地方县政的“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等等问题。而要“举县令,择郡守”,就必须培养、选拔一批能够“明体达用”的新的儒家之士,因此,改革的另一条重要措施就是“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所谓“慎选举”,就是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把原来的以诗赋和“墨义”(背诵经书章句)取士,改为主要以认明经旨,“必明理道”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策问”来取士。所谓“敦教育”,就是在各州县普遍兴建学校,教育内容则“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宋仁宗“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于是范仲淹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此即庆历新政的十条改革措施。其中,前一、二、四、五条都是要整饬吏治,而“精贡举”就是前所说的“慎选举,敦教育”。庆历新政只行及一年,便因触犯了一部分权贵阶层的利益,在“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的情势下短命夭折了。尽管如此,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是因为它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4]。当时,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此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5]。

在庆历新政的26年之后,有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的重要不同在于,熙宁变法是以功利或财利,即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说“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我们暂不评价以“理财”为急务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

范仲淹于皇祐四年(1052)由山东的青州徙知安徽的颍州,夏五月行至徐州而病逝。当时,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临川文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见,王安石原是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他说范仲淹一生“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且,他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也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到了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面对“党争”的压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这是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一个转向。可以想象,当时王安石是把范仲淹也作为一个假想敌的,而范仲淹如果还活着的话,很可能也像他的儿子范纯仁那样加入“旧党”。这并不奇怪,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1025)作的《奏上时务书》中就奉劝宋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他在临终所上《遗表》中也痛陈庆历新政的夭折是因为“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范文正公集》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为急务,实也正是范仲淹所批评的“以浅末为急务”,违背了范仲淹的重视“进贤授能”和“敦本抑末”的改革思想(范仲淹主张发展农、工、商,他所谓“抑末”不是指抑制工、商,而是指“革滥赏,省冗官”和“减徭役”等等,参见其所作《四民诗》和《答手诏条陈十事》)。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祐三年(1058)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临川文集》卷三十九)。此书长达万言,但以往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大多只集中在此书中的一段话,即:

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这段话与后来熙宁变法的精神是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书》中的枝节之点。此书先讲改革的必要,然后讲“法先王之政”应该“法其意”,接着就提出: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上引的那段话,只是在讲到“养之”时的一个节目而已。《言事书》的主要思想还是主张改革必须整饬吏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与庆历新政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清代的蔡上翔著《王荆公年谱考略》,为王安石多有辩护,此书所附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有云:

荆公之学,原本经术,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然其后卒以新法误天下,而为当时所排击,后世所口实,则非公所学之谬,谋国之过也。……公有志于任天下之重,在于变更法度,慎选人才。先是,范文正公应诏条陈十事,所援《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甚切。……又论明黜陟,必三载考绩;精贡举,必先策论而后诗赋。此皆为公书中所必欲行者,而范公已先言之。[6]

此处说王安石的《言事书》“秦、汉而下,未有及此者”,未免夸大其词;说《言事书》主张“变更法度,慎选人才”,范仲淹“已先言之”,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去世,尔后英宗在位不满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继位。熙宁元年(1068)三月,神宗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宋史全文》卷十一)这里的“节用”当然是儒家传统的思想(《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而以后的熙宁变法主要是禀承了“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的旨意。这个旨意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同,而逐渐俯从于这个旨意的就是新进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此时,他所谓“择术”就是希望神宗“以尧舜为法”(同上)。在此后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劝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为之君”,他先列举了科举和吏治等方面的问题,然后才讲到“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临川文集》卷四十一)。在这里,“理财”已经明显地区别于“节用”或“俭约”。

同年八月,在“理财”的问题上王安石与司马光发生争论,起因是讨论在郊祭之礼后陪祭的大臣是否要辞让赏赐:

司马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臣愚以为,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他日丰稔,自依旧制。臣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安石争论久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宋史全文》卷十一)

司马光对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仍是从“节用”的角度考虑,而“节用”就是针对当时朝廷的“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7]。与此不同,王安石则提出朝廷要任用“善理财之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对此深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司马光《传家集》卷四十二《迩英奏对》),所谓“善理财者”,为了国用之饶,必然要取之于民,加重人民的负担,致使百姓穷困。司马光反对“善理财”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显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在当时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他对加重人民负担的担心,也是合乎情理并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的。在这次争论的末尾,宋神宗虽然口头上说“与司马光同”,但心目中实已属意于表示“善理财”的王安石。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神宗问:“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宋史全文》卷十一)此时,王安石的答问仍是以“风俗”、“法度”为先。同年三月,神宗显然想加快对“理财”的部署,他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王安石答:“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同上)此时,王安石已经有了“理财”的方案,但他仍在考虑“国体”和“先后缓急”的问题,即认为应以“任贤”和“礼义教化”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在此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这说明在重视农业生产的问题上,朝臣之间没有分歧。程颢在熙宁元年就向神宗上了《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即主张变法。正如后来朱熹所评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卷一三○)

引起政争和以后激烈党争的是在同年七月颁布均输法,九月颁布青苗法。这两部“理财”的新法一出,便遭到司马光、范纯仁、文彦博、富弼、韩琦、欧阳修、吕公著、苏辙、程颢、张戬等大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并且“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宋史全文》卷十一:“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新法的反对派则或罢贬或辞职,“诸公始退散”。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至此,王安石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都与神宗取得了一致,他的转向至此而完成。对于这一转向,南宋时的吕中评论说:“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评论说:“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涖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宋论》卷六)吕中的评论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并非王安石的先隐后彰,而是王安石逐渐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严格地说,熙宁变法应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罢相以后,神宗在元丰年间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丰八年(1085)一死方休,故熙宁变法又称“熙丰新法”。

通过对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比较,以及对王安石本人思想转向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王安石为什么初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后来却对范仲淹有“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的谗言[8];曾经一同支持并积极参与庆历新政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为什么后来却成了熙宁变法的反对派;欧阳修、文彦博曾是王安石的荐引者,吕公著、韩维曾是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司马光、范镇曾是王安石的交友之善者,这些人为什么都突然反目,成了王安石的反对者。熙宁变法时,宋神宗对司马光说:“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司马光说:“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宋史·司马光传》)如果以熙宁变法来分派的话,能说宋神宗、王安石、韩絳、吕惠卿是“改革派”,其余的司马光等人都是代表“豪强大地主”的“保守派”吗?

[1]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2页。

[2]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漆侠《前言》第10页。

[3]参见拙文《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载《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宋学与〈宋论〉》,载《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9期。

[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

[5]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载《儒林》第一辑;《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载《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见《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5-316页。

[7]《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载:“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登对言:‘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帝遂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宋神宗也曾对他说:“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缗。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襜,元德皇后尝用金线缘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问献穆,再三始言初仅得五贯尔,异时中宫月有止七百钱者。”观此可知,当时皇室的“用度大奢”超过从前,这是“国用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冗官、冗兵、冗费(所谓“三冗”)的问题,一直是宋朝难以解决的的一个痼疾。

[8]欧阳修在《祭资政范公文》中对范仲淹所受到的毁谤大抱不平,有云:“谗人之言,其何可听!……谁为党论,是不仁哉!”(《居士集》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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