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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司马光与熙宁变法(二)  

2017-01-24 21:05:10|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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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经济或“解放生产力”为急务,而是以解决“国用不足”、“府库不丰”,即国家的财政问题为急务。若论熙宁变法也重视农田、水利,那么这已早见于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厚农桑”条就有“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程颢等也曾参加了熙宁二年的视察农田、水利,这是不会引起朝臣的争执乃至党争的。当时,引起争执的主要是均输法和青苗法。

所谓“均输法”就是由朝廷所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籴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所谓“青苗法”就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熟时放贷于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或三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两税还纳,这被认为是“散惠兴利,抑民兼并”,而“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1]。均输法一出,知谏院的范纯仁就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并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苏辙也抨击均输法,谓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栾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称病辞免。司马光与吕惠卿争于朝:

(司马)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宋史·司马光传》)

在这次争论之后,朝廷向全国各路派出四十余名提举官,以督促青苗法的执行。熙宁三年二月,时任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的韩琦上疏《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见宋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一)。根据韩琦的上疏,并参《宋会要辑稿·食货四》,我们可知当时执行青苗法的一些实际情况:

1.每五户以上结成一保,每保须第三等户以上有物力者充当甲头;

2.放贷的数额,第五等并无业客户不得过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每户不得过三贯文,第三等每户不得过六贯文,第二等每户不得过十贯文,第一等每户不得过十五贯文;

3.依以上额度贷出后,如更有剩余本钱,第三等以上人户经本县量度物力,可增加贷款数额;

4.如果仍有剩余本钱,坊郭(城镇非农业)人户实有自己物业者,可依乡村例,五家以上结为一保,贷款额度不得超过其物业所值价钱的一半;

5.在夏秋两次收成后,所借青苗钱附加十分之二或三的利息,随夏秋两税还纳;

6.由各地县官组织实施青苗钱的放贷和还纳,不得避出纳之烦,在晓喻人户后如县民不愿请领,即具结罪文状申报。

韩琦在上疏中指出,颁布青苗法的诏书本来说是“散惠兴利,抑民兼并”,“务在优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但实际上乡村三等以上户和坊郭富户也要借领青苗钱,而且借的比穷户要多,“一千令纳一千三百”,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青苗钱本来不得“抑勒”(强行摊派),但富户不愿请领并充当甲头,官吏为防穷户不能偿还,就不免强派富户充当甲头,以备代陪。因为各县在晓喻人户后如不愿请领,须以结罪文状申报,县官畏于提举官有黜免地方官吏的权势,这样就势必造成“抑勒”。青苗钱以半年期收取十分之二或三的利息,随夏秋两税还纳,实际上加重了赋税[2]。穷户一时借钱容易,而还纳甚难,将来官府催逼还纳,同保人户就有“均陪之患”。因此,韩琦主张停止青苗法,撤回各路的提举官。

司马光也在熙宁三年二月上《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有云:

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假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传家集》卷四十四)

这段话虽然有其思想的历史局限,但主要讲的是当时贫富差距和民间借贷的事实。若如论者所说,这是“赤裸裸地站在豪强兼并的立场上”,“对富人(包括大地主、高利贷者等)取息放债进行辩解”[3],则言过其实,没有根据。司马光是以此为引子,指出青苗法“官放息钱”的危害。他说:

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于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毕,秋债复来,历年寝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长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从谁取之?(同上)

司马光之反对“官放息钱”,与韩琦说的大致是一个道理,他们都是从青苗法将给普遍民众(包括贫者和富者)以及国家造成的危害来考虑的。

当时,反对青苗法者甚多,如文彦博、吕公著、范镇、孙觉、李常、程颢等都连番上疏。熙宁三年五月,时任京东路安抚使、知青州的欧阳修在《言青苗钱第一扎子》(《文忠集》卷一百十四)中说:“臣伏见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钱以来,中外之议,皆称不便,多乞寝罢,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虽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见,其敢不言?”他主要指出以下三点:

1.青苗法颁布后,“议者言青苗钱取利于民为非”,而朝廷申谕“本为惠民之意”。百姓“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所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谕也”。“臣亦以为等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许取二分,此孟子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者。”既然要使天下知道“取利”不是朝廷本意,那么“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

2.青苗法规定,如遇灾荒,收成损失一半,“则夏料青苗钱令于秋料送纳,秋料于次年夏料送纳。”但如果连遇两三次水旱灾害,则青苗钱积压拖欠数多,以后遇到丰年,“一并催纳,则农民永无丰岁矣”。为了避免积压拖欠和州县“鞭扑催驱”,凡本次青苗钱没有还纳的,就不要借领下一次的青苗钱。

3.“议者多以抑配人户为患”,朝廷也申喻“州县官吏不得抑配百姓”。但是,“提举等官以不能催促尽数散俵为失职,州县之吏亦以俵钱不尽为弛慢不才”,这样上下督责,其势必然造成抑配。因此,“乞先罢提举、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后可以责州县不得抑配,其所俵钱,取民情愿”。

在此次上疏之后,欧阳修又接着写了《言青苗第二札子》。他说:“今年二麦才方成熟,尚未收割,已系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钱数。窃缘夏料已散钱,尚未有一户送纳,若又俵散秋料钱,窃虑积压拖欠,枉有失陷官钱。臣已指挥本路诸州军,并令未得俵散秋料钱,别候朝廷指挥去后。”这就是说,作为京东路的最高官员,欧阳修已经停止了夏季所谓“秋料钱”的发放。他更指出:“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阙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尔。若二麦不熟则夏料尚欠,岂宜更俵秋料钱,使人户积压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欧阳修在《言青苗钱第一札子》中,寄望于宋神宗“赫然开悟,悉采群议,追还新制,一切罢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在上第二札子后,他就“坐移镇”,徙知蔡州,于是写了《谢擅止散青苖钱放罪表》(《文忠集》卷九十四)。熙宁四年三月,朝廷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职者;四月,司马光权判西京留台;六月,富弼坐格青苗法,徙知汝州;同月,欧阳修致仕[4]。

司马光在上《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后,又写信给王安石。信中说:“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他批评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他又告诫王安石:“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传家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司马光的这一告诫后来在王安石的身上真的应验了,《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无不为也。……(荆公)退居金陵,始悔恨为惠卿所误。”《宋史·吕惠卿传》也记:“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曾经在熙宁初参与视察农田、水利、赋役的程颢,在均输法、青苗法颁布后便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所谓“辅臣不同心”,就是指新法引起了朝臣的争执;王安石为推行新法,“举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晓财利之人”,此即“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程颢认为,在“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谓不可”的情况下,变法是难以达到“兴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反对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程氏文集》卷一《谏新法疏》),即主张撤免扰乱地方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当时,二程与张载等人主张“复井田”,这是一种带有均田或土地国有性质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革方案[5]。熙宁三年七月,因张载门人范育言及“须先治田制”,王安石即与神宗讨论“复井田”的问题:“安石曰:‘臣见程颢云须限民田令如古井田。’上曰:‘如此即致乱之道。’安石因言王莽名田为王田事,上曰:‘但设法以利害驱民,使知所趋避则可。若夺人已有之田,为制限则不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

在《列宁全集》第12卷的一个注释中有云:“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6]在以往对王安石及熙宁变法的评价中,论者常引这句话的前半句,而删去后面的“实行土地国有未成”。我对这句话已作了确凿无疑的考证[7],即这句话是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并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主张,而列宁则否认“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8]。因此,所谓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绝对是一个误引。而引者之所以删去后面的“实行土地国有未成”,显然是因为王安石绝没有“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实际上,在熙宁变法的反对派如二程和张载等人的思想中,却有着“实行土地国有”的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把司马光等熙宁变法的反对派说成是“豪族地主集团”的代表,是“豪强兼并的代言人”,他们之反对青苗法“无非是要尽可能维护豪强兼并之家所拥有的出放高利贷的权利”[9],这完全是诬枉之词!

[1]参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页。

[2]韩琦在关于青苗法的第二次上疏中指出,当时宋朝的田税和其他杂税都已超过《周礼》的“什一之法”,“取利已厚,伤农已深”。而青苗钱,以半年期十分之二的利息计,“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夏)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岁令出息四千”(《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上四》),这更是《周礼》之法的数倍。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三书》中说:“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传家集》卷六十)

[3]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漆侠《前言》第10页。

[4]《续资治通鉴长编》巻二一三载:“熙宁三年秋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先是,修病辞宣徽使,至五、六(月)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续资治通鉴纲目》卷六载:“修以风节自持,既连被污蔑,年六十即乞谢事。及守青州,上疏请止散青苗钱,帝欲复召,执政王安石力诋之。乃徙蔡州,至是求归益切。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师致仕。”

[5]张载说:“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前日大有田产之家,虽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矣,所得虽差少,然使之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从,虽少不愿,然悦者众而不悦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虽分公田与之,及一二十年犹须别立法。始则因命为田官,自后则是择贤。”(《经学理窟·周礼》)

[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7]参见拙文《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一个误引》,载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史学版。

[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9]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177、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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