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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司马光与熙宁变法(三)  

2017-01-24 21:06:46|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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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以后,新法的反对派或罢贬或辞职,“诸公始退散”。司马光权判西京留台,以后“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宋史·司马光传》,他在当时确实成为“旧党”的领袖。

对于熙宁年间的党争,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也说:“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五)二程在说这两段话时,尚在元丰年间,而这次党争之害,更甚者是在元佑以后,新旧党争,新党把旧党打入“元佑党案”,遂致有中原之祸。

南宋时吕中评论北宋两次“革新政令”的得失,并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新党的“愈变愈下”。他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惇)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二十一)。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曾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王安石引用小人的问题:“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宋论》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宋论》卷八)

吕中和王夫之把熙宁变法一说为“急政”,一说为“苛政”,这当然是传统的史学观点,今人不必尽从。但把熙宁变法说成“士庶多数打击豪族地主”的阶级斗争,或说其具有“发展生产力”的意义,这更远离了历史的事实。在我看来,熙宁变法的主要精神就是宋神宗说的“以理财为急务”,也就是要首先解决“国用不足”的财政问题。对此,我们可从思想传统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予以评价。

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熙宁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王安石也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份子,这从他在嘉佑五年(1060)写的《上富相公书》中所说“金谷之事,某生平所不习”(《临川文集》卷七十四),以及他在熙宁初所说“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可以看出来。但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反了儒家的这个传统。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多数朝臣反对熙宁变法,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国”的“国体”来说,“正义”显然不在新党方面。这个传统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宁二年三月以前的说法来反对自己,当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周官新义》来为“理财”作合理性辩护时,那也是徒劳的。青苗法向贫富不同的五等农户和坊郭富户发放不同数额的贷款(四等以上富户借贷的数额超过贫户数倍),收取半年期十分之二的利息,又以结保的形式造成抑配,这显然是“官放息钱”,而王安石等却要对此作“本为惠民,不为兴利”的辩护,这确实是“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国用不足”和士风不正、吏治腐败。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是,必须首先“举县令,择郡守”,“慎选举,敦教育”,这样才可以解决“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问题。王安石本来接受这样的改革思想,即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说,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后来熙宁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1]。这就是说,当时的熙宁变法起码应该考虑“理财”和任贤授能、礼义教化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而宋神宗、王安石却一味地“以理财为急务”,以致激起了朝臣之间的政争乃至党争。

“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这是旧党所要承担的责任。“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就此说来,司马光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王安石生性固执,其作为执政者,“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就此说来,熙宁年间的政争发展为党争,王安石要负主要责任。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罢相,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和以后的党争没有关系,但“引用小人自安石始”,这是熙宁变法在用人路线上的错误(所谓“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不仅王安石本人受吕惠卿等之害,而其遗祸则是新党“愈变愈下”,章惇、蔡京等人“抱私怨”、“奉人主之侈心”,乃致中原之祸。

宋神宗死后,哲宗年幼,神宗之毌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她“别用一番人”,任命司马光、吕公著为左右仆射(宰相),“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宋史·后妃传》)。司马光在执政期间,对于熙宁以来政事的处置,未免有疏略、峻急、不当之处。如朱熹所评论:“温公论役法疏略,悉为章子厚所驳,只一向罢逐,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太峻急。”“元佑诸公大纲正,只是多疏,所以后来熙丰诸人得以反倒。”(《朱子语类》卷一三○)

用“大纲正”来评价司马光的执政,这是应该肯定的。其初,“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宋史·司马光传》)这与王安石执政时认为“人言不足恤”是两种风格。及司马光为相,奏曰:

为政得人则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宋史》卷一六○《选举六》)

对人才的重视,恢复到庆历时期的改革路线。司马光更重视“随器授任”,发挥各种人才的特长,而且是出以公心,多方荐举,既不是以个人的“知识”观点为标准,也不是以资历深浅来排序。应该说,这是一条开放的不拘一格、任人惟贤的用人路线,它与熙宁变法时期颁布《三经新义》,企图使“学者定于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是大不相同的。在此原则下,司马光建议朝廷以十科举士: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同上;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同上;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同上。(《宋史》卷一六○《选举六》)

可以想见,这“十科举士”法如果真能够贯彻实行,那么宋朝的政治将是另一番景象,它将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的问题。后人对元佑诸公有只知与新党争是非而“无一实政见于设施”的批评,实际上,司马光提出的“十科举士”法应是一个重要的设施(可补科举取士之不足),只不过没有得到贯彻实行(它对清朝末年的学制改革有所促进,参见张百熙于1902年所上《进呈学堂章程折》[2])。

传统史家对司马光最严厉的批评莫如王夫之说其“拥女主以行其志”,“人谓温公守贞而未通乎变者,非也。温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贞也。”(《宋论》卷七)所谓“贞”,在王夫之看来,“天下有大贞三:诸夏内而夷狄外也,君子进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内也。”(同上)司马光之“未能贞”,就是说其没有坚守“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内”的“大贞”。王夫之将此看得很重,他说:“元佑诸公昧此,以成绍圣以后之祸,善类空,国事乱,宗社亦繇以倾,亦惨矣哉!”正确的做法是,“当元佑三四年间,撤太后之帘,以兴革之权、进退之柄归之天子,则群小无言可执,无隙可乘,而国定矣。”(同上)

元佑时期的太后垂帘,元佑诸公“拥女主以行其志”,确实潜留下了哲宗亲政后“绍述”熙丰而“反倒”元佑之祸。但此祸的根源在于君主世袭制所不能克服的弊病,元佑诸公的责任是次要的。当神宗去世时,哲宗仅十岁,宣仁太后垂帘。

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宋史·司马光传》)

可见,如果没有“以母改子”之说,那么只能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继续执行熙丰之法,这是宣仁太后、司马光和其它元佑诸公所不能接受的。但“以母改子”之说确实也给以后新党的“反倒”留下了口实。《朱子语类》卷一三○载:

问:章子厚说,温公以母改子,不是。此说却好。曰:当时亦是温公见得事急,且把做题目。……温公亦只是见得前日不是,己又已病,急欲救世耳。哲宗于宣仁有憾,故子厚辈得入其说。

“以母改子”之说之所以引起哲宗的反感,根本原因是“哲宗于宣仁有憾”。这种帝、后之间的矛盾不是司马光所能预见,也不是其它元佑诸公所能解决的。当时曾有人对司马光说:“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司马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宋史·司马光传》)可惜,后来哲宗正是以“绍圣”(继承神宗)为由,清算元佑诸臣。如果不将此归于君主世袭制的弊病,那也只能说是“天不祚宋室”了。朱熹说:“道司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马公之失,却不是。当时哲庙若有汉昭之明,便无许多事。”(《朱子语类》卷一三○)哲宗没有“汉昭之明”,这是曾主持经筵,亲自教育过哲宗的程颐也没有预料到的,乃至在治“元佑党案”时,哲宗“怒颐为甚”,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三)。

司马光于元佑元年二闰月任尚书左仆射,九月病逝。也就是说,他执政的时间仅七个月。这一旧党之领袖的去世,对于以后元佑政局的发展是个重大损失。此后,元佑诸公有蜀党、洛党、朔党之争,这是司马光未与其事,只能在九泉之下所为之叹惜的。至于“当元佑三四年间,撤太后之帘”,这更是死后的司马光所无能承担的。不仅司马光不能,而且活着的元佑诸公也不可能有此“政变”之举。“宣仁(太后)性极刚烈”(《朱子语类》卷一三○),让她“还政”于十三四岁的哲宗,是不可能的[3]。

总之,除去对司马光的诬枉之词,也消解对司马光的严苛之论,应还如程颢所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程氏遗书》卷二上)亦如朱熹所赞涑水先生:“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带,张拱徐趋。遗像凛然,可肃薄夫。”(《晦庵集》卷八十五《六先生画像赞》)

[1]为王安石多作辩护的蔡上翔也曾说:“青苗之法,公始行之于鄞县,而百姓便之,行之于天下,而大不便于百姓者,何也?以一县小而天下大也。且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公尝自言之矣。故一县者公之所得自为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之所得自为,而必藉其人以奉行之,于是有贪吏、蠢役乘势以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则乱,而为祸于天下也。”见《王安石年谱三种》,第31页。

[2]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3]王夫之表彰韩琦在英宗时说动曹太后撤帘还政,谓“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宋论》卷五)。但英宗当时已32岁,非哲宗时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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