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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略论孟子的政治思想(一)  

2017-01-25 23:59:42|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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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按,最近收到庞朴先生主编的《儒林》第三辑,此辑收入的论文均出自2006年4月在孟子家乡邹县召开的“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为会议提供的《略论孟子的政治思想》也收入其中,现转载于下。)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思想,“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史记·孟子列传》),希望以“王道”之德政而不是以“霸道”之力政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孟子在政治上伸张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当时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在现代也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一、“仁政”思想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者爱人”,其在政治上的根本主张乃是“为政以德”。这两点至孟子则发展为“仁政”思想,而“仁政”的哲学基础乃是“性善”论[1]。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即是“恻隐之心”,也就是人皆生而即有的仁心。“先王”指尧舜和三代之王。在孟子看来,“先王”与普通人一样,都是性善的。他们把生而即有的“不忍人之心”施之于社会政治,于是就有了“不忍人之政”,即“仁政”。这就是说,君主只有施行“仁政”,才符合其人性;反之,则违背了人性。因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符合人所共有之人性的,所以用其治天下可以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护,即“可运之掌上”。孟子总结三代“废兴存亡”的历史教训,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

孟子先后游说魏、齐等国的君主,希望他们效法三代之王,施行“仁政”,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他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在齐国,也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呜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当时的魏、齐等国已经是“万乘之国”,其地其民都已超过了汤与文王之时,如果施行“仁政”,则人民悦之,如解“倒悬”,敌国的“坚甲利兵”可以战而胜之,统一天下之势是不可阻挡的。

孟子又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仁政”并非只是善良之心,而是由此善良之心以推行一套社会制度。这套社会制度,在孟子看来,就是“先王之道”。孟子说: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主张正经界、均井田,也就是要恢复西周时期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孟子描述井田制的“大略”说:“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同上)春秋以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西周时期的井田制逐渐向土地私有制过渡,至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变法,土地私有制已成为主流。土地私有虽然有利于各国“富国强兵”,但其弊病则是国家税敛无度,社会贫富分化,以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滕文公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汉书·食货志》)。孟子主张恢复井田制,意在避免土地私有的弊病,使人民“有恒产”,国家“省刑罚,薄税敛”。孟子说: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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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了“恒产”(土地、园宅),才能有为善的“恒心”。如果国家不予人民以“恒产”,人民的生活困顿,“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同上)这样,人民就没有为善的“恒心”,其行为就免不了放荡不轨。等到人民犯了罪,国家从而刑之,那就是张着罗网来捕民。“仁人在位”,不能这样做,所以贤明的君主必须恭敬节俭,礼待臣民,“取于民有制”,即按照井田制的“九一而助”或“什一而赋”来收取赋税。贤明的君主“制民之产”,必须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有所保障,然后教之为善,即“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同上),则人民依从之就容易了。显然,孟子的“仁政”设计符合孔子的“先富后教”思想(参见《论语·子路》)。

孟子强调,“使民养生丧死无憾”,是“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而“王道”的完成则是“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最终认为,社会伦理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同上)因此,虽然“先富”重要,但“后教”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孟子在游说齐宣王时,以齐宣王不忍杀牛衅钟而“以羊易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启发齐宣王扩充此仁心,即可“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然而,齐宣王不仅有此仁心,而且更有着“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同上)。虽然孟子极力主张只有施行仁政才能满足此“大欲”,但是当时的君王更倾向于以“富国强兵”的实力和暴力来统一中国,而此后秦始皇也正是依循法家的暴力统一的路线,实现了天下一统的帝业。历史的进程似乎证明了孟子的仁政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在以后延续两千年的“秦制”或“秦政”中,仁政的思想一直是儒家批判政治现实的利器和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政治上的巧取豪夺也仍不可避免,但是政权的合法性最终要取决于民意,即取决于执政者是否施行能得到人民普遍拥护的“仁政”。当然,今日的“仁政”已经不是古代的“正经界,均井田”,而是制今日之民的“恒产”,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普遍富裕(而不是贫富悬殊),并且在提高物质文明的同时更重视精神文明、道德伦理、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此而言,孟子的仁政思想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虽然“迂远”于古代,但是更切近于现代,因为历史已经进步了,政治上的道德理想主义正在逐渐化入人类的社会进程之中。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不断地追求理想,而理想不断的化入现实的历史。



[1] 《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此处之“道性善”,如朱熹《集注》所说“孟子之言性善,始见于此,而详具于《告子》之篇”;此处之“称尧舜”,当就是《史记》本传所谓“述唐虞、三代之德”。此可见在孟子的思想中,其心性论与社会治道思想是本来结合在一起的,可谓“道一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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