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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略论孟子的政治思想(四)  

2017-01-26 00:09:08|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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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君心之非”

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的思想中,虽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君主实居于政治权力的最高位,“天下国家”的治乱兴衰决定于君主之一身。故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身”首先是指君主之身,因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同上)。

孟子见梁襄王,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答:“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所谓“不嗜杀人者”,就是能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君主。在孟子看来,天下可以“定于一”,而这个“一”必须是一个“不嗜杀人”的、仁慈的、施行仁政的君主。倘若君主不仁、不义、不正,那就需要“大人”(大儒)来“格(正)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如此则“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继承孔子的“举贤才”(《论语·子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思想,他要求君主“尊德而贵士”,“尊贤使能”。孟子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上》)孟子强调君主对贤者要“尊”、“亲”,君臣之间虽然有权势的高下之分,但也有双向的道德义务。孟子对齐宣王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君臣之义”在孟子的思想中首先是君主要“尊贤”、“贵士”。臣对于君主不是一味的顺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臣对于君主也不是完全的依附,“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

孟子认为,臣对于君主的尊敬莫过于致其君于尧舜那样的圣王。他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公孙丑下》)又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责难于君”就是以尧舜那样的高尚道德标准来“责”(要求)于君主,“陈善闭邪”就是向君主开陈善道,禁闭其邪心,如此才称得上对君主的恭、敬;如果说“吾君不能(致尧舜、行善道)”,那就是害君主,是君主之“贼”。

孟子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同上)意思是说,对于“居仁由义”的“大人”来说,君主的用人之非、政事之失,不足以进行批评,只有“格君心之非”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君心”一正,则“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的这一思想受到后儒的极大重视,乃至成为儒家治世的“大根本”。

董仲舒说:“《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汉书·董仲舒传》)所谓“自贵者始”,就是从君主的“正心”开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同上)董仲舒并没有说由“大人”来正君心,但他“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要用天的“灾异”“谴告”来正君心。至宋代,二程说: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程氏遗书》卷十五)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仁不仁耳。……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将不胜救矣。格其非心,使无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程氏外书》卷六)

二程明确地提出以“格君心之非”为治道之“本”,这一思想被朱熹、陆九渊所继承。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说:

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要切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陆九渊在给朱熹的信中引孟子曰“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然后说:“所谓行之者,行其所学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当道,与其君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使斯道达乎天下也。”(《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二)陆九渊在给另一友人的信中也说:“古人所以不屑屑于间政适人,而必务有以格君心者,盖君心未格,则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兴,如循环然,何有穷已。及君心既格,则规模趋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苍素,大明既升,群阴毕伏,是琐琐者,亦何足复污人牙颊哉?”(《陆九渊集》卷十《与李成之》)

儒家把“格君心之非”看得如此重要,但“君心之非”却不是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大儒所能格正。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最后只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列传》)。董仲舒有一次言“灾异”,“有刺讥”,被汉武帝下狱,“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朱熹解释《孟子》“人不足与适”章,谓“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孟子集注》),又谓: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谓精神意气自有感格处,然亦须有个开导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或曰:设遇暗君将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鲁哀,孟子不能格齐宣,诸葛孔明之于后主……亦终不能格之。凡此皆是虽有格君之理,而终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朱子语类》卷五十六)

历史的事实和朱熹的注解都说明,“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只是儒家“有此理在我”的主观愿望,而实际上“在人者不可必”,“终不可致格君之效”。

近代的梁启超亦曾评论儒家的“以天统君”、“阴阳灾异”之说,虽然“用心良苦”,“断不足以收匡正之实效”[1]。他又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为君说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隐也,汝宜顺民之好恶也,汝宜采民之舆论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于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隐,不顺民之所好恶,不采民之舆论,则当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问题也。……试观二千年来,孔教极盛于中国,而历代君主能服从孔子之明训,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几何人也?然则其道当若何?曰:不可不钳制之以民权。……(孔教)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2]儒家的政治思想确实有此最大缺点,若要纠正此缺点,“不可不钳制之以民权”。因此,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转型就是从民本进至民主,亦即从民本与君主制相结合转变为民本与民主制相结合。如果说西方的民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那么中国的民主当就是“以民本和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将是与西方不同的一种新型的民主,亦如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中所说:“中国近现代的民主思想虽然否定了与民本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但在价值观上仍然是以集体主义的民本思想为基础。在西方,民主是以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多元利益的‘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在中国,在集体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下,如何达成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和谐,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如何既有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又能保持社会的共同富裕,这将是中国的民主需要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

 



[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2] 同上书,第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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