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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  

2017-01-02 18:16:19|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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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按:2016年1月14-18日随团到埃及参加中埃文化交流活动,期间在开罗大学召开了“和而不同,和中共进:中埃文化交流与互鉴”研讨会,本文是我为此会提供的一篇发言稿。)

一、“仁”与“忠恕”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先秦诸子以及儒、释、道三教等等,而以儒家文化为其主流。儒家文化是以“仁者爱人”为核心思想或最高范畴,这里的“仁者爱人”包括爱人类所有的人,并可兼及“爱物”[①]。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他的学生曾子(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吾道”,应就是指“仁”道;而曾子所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指推行、实践仁道的“一以贯之”的方法、准则就是“忠恕”。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忠;“能近取譬”就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仁之方”就是“行仁之方”,亦即推行、实践仁道的方法、准则。

《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与其学生子贡(端木赐)的对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见,在忠恕之道中,孔子更加重视的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公冶长》又记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加”是侵加、强加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首先就是把他人看作与自己一样的具有独立意志的同类[②]: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孔子说“赐也,非尔所及也”,意谓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③]。

儒家经典《大学》将忠恕之道又称为“絜矩之道”。朱熹《大学章句》:“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絜矩”犹如言“规矩”,就是指基本的道德准则。《大学》云: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这是用上下、前后、左右来喻指一切人际关系,都要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宋儒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注释这段话,认为其“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这里的“所操者约”是指其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所及者广”是指其为最普遍的道德准则。

“忠恕之道”一方面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利,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平等互利中尊重他人的独立意志,不要以己之意志强加于他人,即“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所以它不仅适用于古代,而且适用于现代;不仅适用于个体的人际关系,而且适用于群体的民族、国际关系。

二、“和而不同”

因为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中蕴含着承认个体的差异性及其不可侵夺的独立意志的思想,所以这一道德准则又与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联系在一起。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要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奉行“忠恕”的道义原则;“同”是指单一的相同,它或是强使他人随同于自己,或是假使自己苟同于他人,实际上这两种“同”都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

在孔子之前,已有两位政治家、思想家论述了“和”与“同”的区别。一位是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又称史伯),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意思是说,和谐才能使万物生长,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平衡就叫作“和”;而“同”是单一的因素简单相加,这样就不会有事物的发展。另一位是春秋时期的齐相晏婴,他用烹调肉羹和演奏音乐来比喻和谐,厨师将鱼肉、水、火、盐、酱等等相配合才能做出好的肉羹,乐师以不同的音调、节奏、韵律相配合才能演奏出好的音乐,如果只是“以水济水”或“琴瑟之专壹”,那就不会有美食和音乐(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在孔子之后,和谐更受到重视。《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不失其应有的度而恰到好处,“和”是各种不同因素的协调平衡,“中和”被视为世界的根本和普遍的道理、原则。《中庸》又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万物本来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世界上的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而在儒家看来,万物各自生育而不相妨害,不同的道路并存而不违悖趋向总体的善,这就是“中和”的理想状态。

汉儒董仲舒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虽有不中者,必止之于中……”(《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这是把“中和”视为天地间所本然的、最高的和终极理想的状态,后来宋儒张载称此状态为“太和”(参见《正蒙·太和》)。“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这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后来宋儒张载也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

儒家文化主张效法天地的“大德”,而“天地之大德”就是生生不息,不断创造出“日日新,又日新”的繁荣多彩的事物。《中庸》说:“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高明”是效法天的高尚光明、运行无息,“博厚”是效法地的博大宽厚、承载万物,有了“高明”和“博厚”,世界就可以“悠久无疆”。《周易·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富有”是因其“博厚”而包容了众多的事物,“日新”是因其“高明”而刚健笃实,日新其德。《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效法天的“高明”,“厚德载物”就是效法地的“博厚”。因此,中国文化精神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崇尚道德,自强不息地建设一个道德理想的世界;其二是博大宽厚,能够包容众多不同的文化或宗教而达至和谐。

三、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日益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因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主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先明确提出“振兴中华”的是孙中山。他在1894年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④]后来,孙中山明确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1924年,孙中山解释其“民族主义”,针对一些人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对立起来,他说:“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求中国统一、独立、富强,“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⑥]。因此,当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和“民族主义”时,就已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中国如果强盛起来也“永不称霸”的思想。他说:“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⑦]。“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⑧]。

蔡元培曾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⑨]。这种“折中”从方法论上说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而在内容上则是在新时代的“民族国家”观念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49年以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之中。难能可贵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周恩来总理首倡,中印、中缅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得到世界上愈来愈多国家的普遍认可,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所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要捍卫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他国的侵犯和其干涉本国的内政,则我亦须尊重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他国,不干涉他国的内政;所谓“平等互利”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各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上平等,在经济上互利。

1963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与时任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阿里·萨布里谈话时说:“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等等,“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⑩]。他所说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应就是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此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契合的。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政府更加坚定地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提出了“与邻为善”、“和谐世界”、“文明对话”等外交方针。当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时,一些人或是出于误解或是别有用心,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中国政府多次重申的“永不称霸”,既是中国鉴于国际形势的明智选择,又是根源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不搞“文明冲突”,尊重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尊重其他民族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因而中国主张文化或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共鉴。在当前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中国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中国主张共赢互利,各民族国家相互协作,共同发展。这些都是传承和弘扬了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中国将与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建构一个和平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论语·颜渊》篇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吕氏春秋·爱类》篇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

[②]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就是把每一个人看作具有不可侵夺的独立意志的人。

[③]宋儒程颐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中庸》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解此两句。然此两句甚难行,故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程氏遗书》卷十八)

[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0、226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47页。

[⑧]同上书,第253、254页。

[⑨]《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8页。

[⑩]《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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