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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儒家的幸福观:德福一致、忧乐圆融  

2017-01-02 18:17:46|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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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按:前段时间一学友邀我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关于人生幸福的讨论会,我因时间冲突而没能参加,但应约写了一篇发言稿,即此文也。)

幸福观是人生观、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儒家重视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的意义在于求得人生的幸福。在儒家看来,人生的幸福既包括身体的健康、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悦和道德品质的高尚;人生不仅是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且更在于谋求天下人的幸福。

在儒家的经典《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这“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就是健康长寿,“富”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裕,“康宁”兼指身体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宁愉悦,“攸好德”即遵行美德,“考终命”即年老而善终。与这五种幸福相反的是六种不幸,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也就是一为早死,二为疾病,三为忧愁,四为贫穷,五为邪恶,六为愚昧懦弱。

儒家“五福”观的最大特点是把人生的幸福与道德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德福一致”的思想。它不同于古希腊的伦理学把“幸福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和“道德主义”(斯多葛学派)对立起来,也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将“德福一致”寄托于人死之后的“上帝审判”。

“德”与“福”是统一的,如果将二者分开来讲,那么“德”更处于基础的地位。《国语·晋语六》有云:“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降,尤无基而后墉也,其坏也无日矣。”意思是说,道德是幸福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德而幸福却降临了,那就像没有打地基而在上面筑高墙,它迟早是会倒塌的。因此,若想得到安稳的、持久的幸福,就必须遵行道德,以立幸福之基。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因遵行道德,所以心胸坦荡,精神愉悦;小人因违反道德,所以常怀忧戚,心神不宁。试想,一个心神不宁的人,怎能得到人生的幸福呢?只有道德高尚,心安理得,俯仰不愧,才能有心理和生理的康宁,也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幸福观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选择和追求,它是“知行合一”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幸福观,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和外在行为。一个人的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更体现为他以什么为“乐”。他“乐”于此,也就是他真切地以此为幸福。这种深层次的“乐”,也就成为一个人在精神上和行为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里的“乐之者”就是指真切地以道义为“乐”,即以“仁”为己任的君子。

儒家的“君子”本也是追求人生的“德福一致”,但又以道义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为什么富贵有“不可求”?这一是因为能否求得富贵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而要受一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儒家将此归于“命”,更重要的是追求富贵不能违反道义的原则,而在道义的坚守中君子亦有一种获得人生最高价值的自足之“乐”。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所乐者当然不是粗疏的饮食,而他之所以乐在其中,是因为他在这种艰苦的物质生活中坚守了道义,故孔子所乐者是道义之乐。有了这种道义之乐,其视不义之富贵就轻如浮云,无所动于心。在孔门弟子中,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是颜回,故孔子称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和颜回所达到的这种境界,也就是仁者的境界。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者之所以能安于仁,是因为仁者把仁德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或内在价值,而知者是把仁德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价值。不仁之人不可以长久地居于穷困之中而不动摇,因为他“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所以他也不可能有长久的快乐。相反,因为仁者安于仁,所以他能够坚守道义,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他能够长久地“不改其乐”。

孔子和颜回所达到的“乐”的境界,被宋代的新儒家称为“孔颜乐处”。如周敦颐教导二程兄弟,“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周敦颐在《通书》中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富贵本来是人人要追求的,但是天地间还有不同于富贵而又“至贵至爱可求”的,这就是把仁义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最大的价值,相比之下,富贵的价值就“小”了。因为颜回“见其大而忘其小”,所以颜回能够心中安泰,无论富贵还是贫贱都能处之如一,不改其自足的道义之乐。

对于儒家的士君子个人来说,这种道义之乐是超越个人的功利得失而在精神上自足的。但是,因为这种自足之“乐”不是独善其身的,而是承担了道义即“仁以为己任”的,所以它又内在地包含着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和忧患意识,如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这种“忧”就表现为儒家忧患“天下无道”,而追求“天下有道”,追求使整个社会能够“德福一致”的“天下之乐”。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其中的第一乐是亲情伦理之乐,第三乐是教育功能之乐,而第二乐便是俯仰不愧、“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道义之乐。除此之外,孟子还主张“仁政”,倡导执政者“与民偕乐”(《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这里的“乐以天下”就是追求“天下有道”、使整个社会能够“德福一致”的“天下之乐”,而“忧以天下”就是对整个社会、天下之人抱有一种道义承担的责任和忧患意识。

“孔颜之乐”可以说是一种“修己以敬”的“内圣”之乐,而“天下之乐”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外王”之乐,二者在儒家的思想中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宋代的新儒家对于这两种“乐”都有很好的表达,如范仲淹在《睢阳学舍书怀》中说:“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前一句是表达“孔颜之乐”,后一句则是表达“外王”的志向,期望能得到知音,能有“得君行道”而造福于社会的机会。当范仲淹写《睢阳学舍书怀》时,他尚在睢阳学舍苦读,数年之后才中进士走向仕途。如后来欧阳修所评论:“公(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正是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和忧患意识,范仲淹主持了庆历新政。在新政夭折之后,他又书写了《岳阳楼记》,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天下之乐”是追求天下之人“德福一致”的社会理想,因为是“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在现实中范仲淹似乎更多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然而除了这种“天下之忧”外,范仲淹还有一种当下的自足之乐,这就是他在早年所说的“瓢思颜子心还乐”,亦如他在晚年当“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时,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范文正公集·年谱》)

不仅范仲淹如此,宋代的新儒家也都有这样的“内圣外王”的志向和情怀。如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前一句是表达“外王”的志向,后一句是表达“孔颜乐处”的情怀。因为“志伊尹之所志”(伊尹是辅佐商汤的贤臣),所以常怀“天下之忧”而追求“天下之乐”;之所以能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又是因为仁者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的“孔颜之乐”。这就是儒家的“忧乐圆融”的境界。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确立“德福一致”的幸福观,对于整个社会具有普适的价值。而“忧乐圆融”,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常怀“天下之忧”而追求“天下之乐”,这也是作为社会的公务人员、精英人士所应修身向往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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