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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文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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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关于“经学与哲学关系”的一篇通信  

2017-01-26 19:18:20|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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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兄:

读了某某的文章,我觉大部分观点可以接受,但亦觉写得较平浅,即深度和新意似不足。以下就某些文句谈谈我的看法。

p.1【1912年,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宣布废除“尊孔读经”。……与此同时,西方的“哲学”观念“引进”中国……】这里的“与此同时”不确切。我文中已指出,“哲学”译名引进是在1895年,此后康、蔡、严、梁、章、王国维等都使用,“哲学”观念逐渐深入到一批新学人中,而王国维对“哲学”的理解最为深入。

【蔡元培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宣布废除尊孔读经,经学从此被打入了冷宫。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学术上演了一出“罢黜经学,引进哲学”的历史剧。……】若只讲此,则“经学”颇值得“同情”。但清末的学制改革,不同于日本学制者,立“经学”为第一大科,而在“文学”科中独排斥掉“哲学”。如无辛亥前的这段“历史剧”,也就没有辛亥后的“历史剧”。

【由于儒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太过于密切、儒学太过于依附政治,所以当社会政治出现问题时,人们把过错的原因都算到了儒学的账上。这也许是近世儒学及其经学遭受厄运的主要原因。】清末的《学务纲要》云:“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其“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里的“三纲”、“忠君”是儒学本身之问题,且当时“尊孔”要以孔教为“国教”,故而蔡元培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这是当时废“经学科”的政治上的原因。蔡元培并不主张全废“经学”,而是说“经学”的研究内容已可分散到文、史、哲诸科,这是当时废“经学科”的学理上的原因。我认为,此“学理上”的原因是有问题的。

p.2【经学得哲学之助,将会向深入发展;哲学得经学之助,也将可能成就其“合法性”。】我对此意很赞成。此句中的“哲学”当指“中国哲学(史)”。若中国哲学史不研究“经学”中的哲学问题,则其缺少“合法性”。

p.3【当年废除经学的理由,从经学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方面说,是把经学等同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学术特点说,是将经学看作唯心主义、烦琐哲学、笺注主义等等的杂烩和糟粕。】此处说的“当年”,应指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唯心主义、烦琐哲学、笺注主义等等”,是延安时期的看法。

【“经”之所以为“经”,绝不只是因为“儒者的大力推崇”,或者是由于“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意志”,而是有着其“作为经典的内在根据”的。这种“内在根据”最重要的就是“经典是创造它的那个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可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经学的传统被“中断”了近百年。】汉武帝之所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既有经学、儒学本身的优长处(即其“内在根据”),也有其符合“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意志”的原因。此处“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上,辛亥后为什么要废“经学科”比较复杂,并非“众所周知”。

p.4【因为经学只研究儒学(甚至不是全部的儒学),而哲学研究则涵盖了经学以外的先秦诸子之学以及后世的佛道思想等。】因为“经乃子、史之源”,而“集乃子、史之流”,故经学研究的重点虽在经部,但其广义也不排除对子、史、集中部分内容的研究。熊十力所谓“百家之说,必折衷于经……经所明者常道”,即有此意。

p.5【当胡适用现代方法撰写出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时,立即得到曾宣布废除读经的蔡元培的激赏,蔡元培为其书作序说:“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截断众流”是什么意思?就是否定了老子、孔子之前的那些经典的地位。】严格地说,蔡元培并没有“废除读经”,而是废“经学科”,其原因参前。认为中国学术文化至“老子、孔子”方讲到“哲学”,在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的论述中已有此意,这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仍是有意义的(所谓轴心时期“哲学的突破”)。但中国哲学的“突破”是以“温和”的方式,是有所继承和连续性的,特别是儒家哲学的根源还在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故“只从老子、孔子讲起”有很大的局限性,梁启超当年就批评“把老祖宗的遗产丢了一半”。

p.6【只要回顾上个世纪中国学者们撰写的各种“中国哲学史”,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其中大多数的“中国哲学史”有着共同的“套路”,基本上都会有“宇宙论”(或称“自然哲学”)、“人生论”(或称“道德哲学”)和“知识论”三个部分的论述,这甚至已经成为了某种“格式”。正如当年金岳霖先生给这部冯著《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所说,这是因为我们“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或“把欧洲的论理当做普通的论理”,所以就始终会有“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疑问。】我认为所谓“三分法”并不全是西方哲学的“套路”,中国哲学的主题是“究天人之际”,“知天、知人则至矣”,故讲天论、人论、知论亦符合中国哲学的内在理路。金岳霖先生提出“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张岱年先生在1935-36年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就提出“哲学是个类名,西洋哲学只是个特例”,分析中国哲学问题要依其“固有脉络”。金岳霖先生也在40年代著文讲“中国哲学”的特点,而不再提“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我对冯、张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同意强调其“削中国思想之足适西方哲学之履”,可参见我那本《中国传统哲学纲要》的“前言”以及我去年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2期)。

【经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现代教育体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一种统摄和被统摄的关系。】我对此很赞成。之所以能有此观点,只笼统地提“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还不够,而应认识到,这是经历了引入“哲学”学科(从而建立现代学术观念)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洗礼才能有此认识。

p.7【我们甚至可以说,当(荀子)时除了《诗经》之外,几无其他诗歌或文学作品;】当时已有屈原的《离骚》。当时并无“文学”的分类,《山海经》等似也有“文学”的意义?

【后世也无人再引用荀子这番话来说明“五经”包含了天地之间的所有学问。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人们一定认为他是一个“妄人”。】《易传》中本有“《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后人解《易》,有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

【对于马一浮先生的话有一个理解的问题。他所说的“统摄”不是“包含”的意思,若说“六艺”不仅“包含”中土一切学术,也“包含”现在西来一切学术。那岂不是“妄人”?马先生所谓“统摄”是统领、管摄的意思,其意是以“六经”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一浮以六艺之学来“楷定国学名义”,谓六艺“统诸子”,“统四部”,“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他所谓“统”和“统摄”是否不是“包含”的意思,其意并不明。如果经学不包含诸子、四部,他为什么以六艺之学“楷定国学名义”?

p.8【我们认为荀子那种“五经”包含天地之间所有学问的观点已经是过时的。】我也这样认为。

【从范围上说,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经学”这只“旧瓶”早已不能容纳“极多极新”的“应时势而起之新思想”。】冯先生此说不是“从范围上说”,而是从“时代”划分上说。“旧瓶装新酒”是中国哲学的“经学时代”;打破“旧瓶”即不再依附经义来立论,此为中国哲学的新时代。

【无论经学、文学、历史和哲学,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它们都只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我赞成此说。这也就是“哲学”观念引入之后,经学的“权威真理”地位被改变,而有了“学术(研究)之独立和自由”的思想。梁启超所谓:“至于取其性质而研究之,则不惟反对焉者之识想一变,即赞成焉者之识想亦一变矣。所谓脱羁轭而得自由者,其几即在此而已。”王国维所谓:“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此意在王国维的思想中已有之。只不过,五四时期之“重新评估”有偏颇,即只讲时代之“变”(认为儒学、经学中的“价值”已过时),而没有讲民族文化发展之“常”(儒学、经学中亦包含具有恒常普遍意义而应继承的“价值”),可参见拙文《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如此说来,研究经学、儒学中的“价值”是很重要的,在研究中应有对“变”与“常”的分析。

以上随文发议论,可能有不贴切和错误的地方,仅供参考或批评、讨论。

敬颂

夏祺!

李存山

20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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