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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标志  

2017-01-26 19:24:02|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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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3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中心召开“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此发言。)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这也是文革结束以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标志。

所谓“中国化”,就是一个从外部传入的思想理论能够与中国的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以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相结合。“相结合”是从“化”即过程上说,而是否“中国化”还要从“化”的目的上说,即其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是否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相一致。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和发展经过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如梁漱溟先生在《儒佛亦同论》中所说,儒、佛之异在于,儒家属“世间法”,佛教属“出世间法”,其不同彰彰也。但二者之同在于,二者都是“对人而说话”,“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两家之所至,不必同,顾其大方向岂得有异乎?”(《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72、73页)实际上,佛教能够达到与中国文化的“大方向”相一致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佛教的“苦、集、灭、道”(四圣谛)与儒家文化相对立,而佛教中亦有“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和菩萨“不舍众生,不住涅槃”的思想,这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契机,而其“中国化”的基本完成或根本标志就是禅宗提出了“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平常心是道”,“担水砍柴,无非是道”。从佛教不可能改变其“四圣谛”而坚持“究竟涅槃”的佛理上讲,佛教不可能完全“中国化”;但自禅宗以后,它可谓基本上达到了与中国文化的“大方向”相一致,或能互补而非对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它能被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出自“西方”的工业社会,即其是“先进”的,而且它对“西方”的贫富悬殊、弱肉强食持批判态度,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相符合或“大方向”一致的。它有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而且可以指导中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其目的是要夺取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国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标志就是确立了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即毛泽东思想的产生。

1949年之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断被绝对化、扩大化,乃至在文革前夕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革时期又提出了“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文革是一场内乱和民族灾难(如果不是林彪在9.13“折戟沉沙”,那么在毛逝世后,这场灾难真不知将如何收场),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异化”。这种“异化”是与中国文化的“以民为本”价值观(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完全背道而驰的。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此即否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此即否定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进而提出了“三个有利于”,针对“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提出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即从“实践”的认识论标准提升到“有利于”的价值观标准,其重要意义在于否定了把“社会主义”教条化、抽象化和异化。在这“三个有利于”中,前两个“有利于”就是生产力标准和综合国力标准,从价值观上说,前两个“有利于”应属于手段或工具价值,而第三个即“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则属于目的或内在价值。如果从目的必经由手段才能达到的意义说,那么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明确只有“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处“生活水平”当包括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才是目的或内在价值,那么“发展”就可能走偏方向或走向“异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标志就是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异化”,也才能避免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发展的“异化”;只有坚持建设“和谐社会”的方向,才能不致扩大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矛盾,乃至使“社会主义”徒有虚名。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或儒家文化的“常道”就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参见拙文《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其核心价值观就是“正德、利用、厚生”。中国文化不是没有缺陷,故我主张从“三事”之说发展到文化的五要素即“正德、利用、厚生、民主、科学”(参见拙文《“三事”之说与文化的五要素》,载《炎黄文化研究》第四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7月)。

我们现在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内涵,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是对中西文化之优秀成果的综合创新。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从这一根本价值取向上说,我赞成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从特权腐败、贫富悬殊必然加剧社会矛盾、破坏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也赞成提出“公平也是生产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这种认识在和平发展时期已经过时。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提出要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社会发展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观是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或“大方向”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肯定“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标志,深切理解“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切实践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吾敢预言,顺此者则昌,逆此者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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