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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二)  

2017-01-26 19:28:36|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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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纲”之说始于何时?

贺麟先生说:“三纲说在西汉的时候才成立。”张岱年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中也指出:

“三纲”之说,始于汉代。先秦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未讲“三纲”。孔子讲过“君君、臣臣”;孟子讲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人伦;荀子讲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然而都没有提出所谓“三纲”。《韩非子》书的《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篇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义务,可以说是三纲观念的前驱。[1]

张先生所说,与贺先生所说“由五伦的相对关系,进展为三纲的绝对的关系”是相一致的。张先生把《韩非子·忠孝》篇“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义务”,视为“三纲观念的前驱”,这也是近二三十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方文认为,“三纲”之说“在孔子、孟子那里已非常清晰……‘三纲’这一术语虽然直到汉代才为人使用,但是‘三纲’所代表的思想是从孔子开始提倡的”。方文提出了与学术界主流观点不同之说,但却没有用史料来证明在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君臣、父子、夫妇已经是“绝对的关系”或“片面的义务”。

在方文第二节“‘三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中,作者所引用的史料,只有“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出于先秦时期的孟子所说,其余都是出于秦以后的文献。孟子所谓“孔子惧,作《春秋》”云云,就是孔、孟“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三纲”之说吗?而且,即使如后儒所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也没有清晰地说明孔子作《春秋》就是提倡“三纲”之说。

相反,方文第三节“儒家从来都反对‘无条件服从’”,其中引的都是先秦时期孔、孟、荀的史料。如引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告子下》)荀子说:“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子·臣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方文也注意到,在《孟子·万章下》的一段对话中,孟子提出“为臣者,有时可推翻君位,有时当离之而去”。然而,这里所说的孔、孟、荀等“都反对无条件服从”,符合从汉代才有的“三纲”之说吗?董仲舒所谓“臣妾受命于君……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能说是“从道不从君”吗?在董仲舒的言论中,可曾表达了“为臣者,有时可推翻君位,有时当离之而去”的意思吗?汉儒所谓“臣,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与孔子说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没有歧义吗?事实上,方文第三节所引用的史料,正说明先秦儒家是主张“五伦的相对关系”,而汉代则“进展为三纲的绝对的关系”。

孔子不仅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且说“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所谓“犯”,就是对君主的过错要敢于犯颜进行批评。子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荀子说:“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孟子和荀子都肯定了“汤武征伐”的合理性,即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汤武之诛桀纣也……若诛独夫”(《荀子·议兵》)。

与先秦儒家不同,韩非在《忠孝》篇提出“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此即反对儒家所肯定的尧舜禅让、汤武征伐。他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常道”,强调“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就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主从的关系。韩非还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此即“秦制”君主集权的组织原则,而三“常道”即后来的“三纲”,它是与君主集权制度相契合的。

《史记·韩非列传》说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的确如此。提出“君臣易位谓之逆”,将君臣、父子、夫妇与“阳尊阴卑”相联系的,不是出于先秦儒家,而是本于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2]。正因为有黄老学派与先秦儒家的这一不同,所以在汉初景帝时发生了黄生与辕固生关于汤武是否“受命”的辩论。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则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此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儒林列传》)。

如果了解了以上背景,就可以明确汉儒提出“三纲”之说,正是吸收了黄老学派和法家的思想因素,而与“汉承秦制”相契合。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这绝不是先秦儒家的观点,而是有取于黄老学派和法家之说。方文所谓“‘三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应归本于孔子“作《春秋》”,而应从秦汉之际这一历史的“大变局”来理解[3]。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家,此学派崛起于汉初,也是与“汉承秦制”相适应的。董仲舒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这里的“屈民而伸君”,正是“三纲”之说的要旨;而“屈君而伸天”,则是强调“天子受命于天”,要用“天神”的权威和“阴阳灾异”来节制君权。

其实,“屈民而伸君”不一定就是《春秋》的本义。如《春秋左传》有云: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

所谓“上思利民,忠也”,就是君主首先要“忠于民”,为民谋福利(后来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见《论语·尧曰》)。民作为“神之主”,治国者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听于民”则国家兴,如果只是“听于神”则国家亡。这里没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神)”的意思,相反倒有“屈神而伸民”的意思。汉代以后,“忠”只可说臣民对君要“忠”,而不可说君对臣民要“忠”了[4]。

《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里的“始推阴阳”就是开始讲“阴阳灾异”。先秦时期,孔、孟、荀都没有讲“阴阳灾异”,而突出讲“阴阳灾异”的是战国中后期的阴阳五行家。董仲舒的“始推阴阳”,就是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因素,用天神之“谴告”来儆戒、节制君权。为什么孔、孟、荀不讲“阴阳灾异”,而董仲舒却大讲“阴阳灾异”?此中原因就在于孔、孟、荀没有“君为臣纲”的思想,他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勿欺也,而犯之”,“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从道不从君”;而董仲舒因为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所以不得不“屈君而伸天”,用“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来使君主有所畏惧、儆戒,即借“天意”来谏争[5]。董仲舒说: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同上)

方文断引了上面的话,但这与“三纲”没有直接关系。所谓“正心”,就是孟子说的“格君心之非”;而“正心以正朝廷”云云,就是孟子紧接着说的“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但这里的区别在于,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而董仲舒说的“正心”不是靠“大人”(大儒)来正君心,而是靠《春秋》的“一元之意”、“视大始而欲正本”来正。所谓“可致之祥”,就是作为“灾异”反面的“祥瑞”;而如果君心不正,就会出现“邪气”(灾异)的“谴告”。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其原因就在于有无“君为臣纲”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产生的根源,又在于董仲舒处在“君为臣纲”的制度下。在这一制度下,言灾异也不免有风险,董仲舒本人就因言“辽东高庙灾”,“有刺讥”,被汉武帝下狱,“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弟子眭弘没有其先师幸运,他因言灾异,被认为“祅言惑众,大逆不道”而伏诛(《汉书·眭弘传》)。

在君主制下(秦以前的封建制与秦以后的郡县制都是君主制,前者是地方分权的君主制,后者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虽然君主是“最高决策者”,但儒家并不以臣民为“小我”,也不以君主为“大我”或“大局”或“组织”。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可见,先秦儒家是服从于仁道,以人民为“大我”,以为民、利民为宗旨或“大局”。如果从“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而言,那么君主也是“个人”,而社稷(国家政权)就是“组织”。孟子说“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此即君主要服从于社稷。

汉儒虽然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但也仍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崇尚仁道、以民为本的思想。如果“三纲”就是“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那么董仲舒只立“三纲”或只言“屈民而伸君”就已足矣,他何必又讲“屈君而伸天”和“阴阳灾异”呢?董仲舒说: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子者,则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独何为不欲其子之有子礼也!(《春秋繁露·郊语》)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观此可知,董仲舒所谓“天”,虽然是“百神之大君”,但亦是人类的祖宗(曾祖父),他对人类充满了仁爱之心(《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仁者所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而君主(天子)只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天之子”而已。所谓“灾异”就是天对君主之过失的警告,“灾害”是初级警告,“怪异”是严重警告,如果在严重警告之后仍不悔改,那他就有殃咎而败亡了,这正体现了“天意之仁”。董仲舒又说: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这是复述了荀子之说,而又加上天对君主的赏罚予夺。可见,董仲舒之所以“屈君而伸天”,其本义也是要使君主服从于仁道,人民是“大我”,为民、安乐民是“大局”,君主之“个人”要服从于人类大家庭这个“组织”。此义不是“三纲”所能具有的。如果董仲舒只立“三纲”,只讲“屈民而伸君”,那他只是法家而已。正因为汉儒及其以后的儒家仍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崇尚仁道、以民为本的思想,所以他们才仍是儒家。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50页。

[2]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云:“凡论必以阴阳□大义……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称》)“君臣易位谓之逆……君臣当位谓之静……”(《经法·四度》)参见拙文《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3]清代史学家赵翼曾经说:“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这一“大变局”就是由秦以前“世卿世侯”的封建制变成了秦汉以后君主集权的郡县制。

[4]《中庸》云:“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此所谓“忠信”即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朱熹《中庸章句》将此句解为“待之诚而养之厚”,东汉经学家郑玄却将此句曲解为“(臣)有忠信者,(君)重其禄也”。

[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八《必仁且智》云:“夫灾异之说,委曲傅会如此,在先哲非不知其然也,然而尊君之义已定,以民臣折之,则嫌于不顺,以天临之,则不嫌于逆,要在儆戒人主而已。”此借“天意”以儆戒人主,成为汉代以后儒家谏争的主要方式,虽宋代的程朱亦不能免。参加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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