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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文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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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学》之道:“帝王之学”  

2017-01-03 20:44:52|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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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按:近日拜读黎红雷教授大作《补“外王”而衍“内圣”——丘浚<大学衍义补>之诠释理路》后,想起十余年前的一段旧事。当时郑家栋任我们研究室主任,他在外面承担了撰写一本《儒家文化十几(?)讲》的课题,曾邀请朱汉民兄和我帮助撰写,我承担了“儒家政治文化”的三讲,在书中是第十、十一和十二讲。我作此三讲的顺序是“先秦儒家的政治理念”、“汉唐儒家政治文化”和“宋明儒家政治文化”。其中第三讲的分标题是:“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新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帝王之学’与东林议政”和“从民本走向民主”。在“‘帝王之学’与东林议政”中又分为两小节:1.《大学》之道:“帝王之学”;2.阳明心学与东林议政。其中第一小节讲到丘浚的《大学衍义补》。此“儒家政治文化”的三讲完稿后,郑家栋本人承担的部分似迟迟没有完成,直到郑出事,于是那本《儒家文化十几讲》的书告吹。我后来在写相关题目的论文时,有时从那三讲中节取一些材料,而“《大学》之道:‘帝王之学’”的材料似一直没有用过,以致讲了一些什么都记不清了。近读黎红雷教授的大作,我想起丘浚的《大学衍义补》,于是找出了原稿中的相关部分,节录出来,转载于下。此文或可作为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的续篇。】

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的农民起义中力挫群雄,“驱逐胡虏”,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他以夷夏之辨和天命观来论证其推翻元朝、建立新政权的合法性。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明王朝的建立是“拨乱反正”,“复汉官威仪”,“雪中国之耻”。而他当了皇帝则是“以救民为心,故天特命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朱元璋称帝后,一方面把“安民”、“恤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基本国策,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君主集权和文化专制。这后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制,大肆杀戮功臣,强化君尊臣卑,制定大臣“跪拜”的朝仪,并对大臣动辄施以“廷杖”刑罚;其推尊程朱理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高攀龙传》),实行八股文取士,束缚士人的思想,又严格禁止学校中的生员议论时政。在朝廷推尊程朱理学的形式上,儒学的“道统”似已归于皇权的“政统”,儒学俨然成为“帝王之学”;但在明中后期,皇权日益腐败,东林党人的议政又突显了“道统”与“政统”的分离。

朱元璋尊孔崇儒,他在登帝位之前就曾“入江淮府,首谒孔子庙”。在初登帝位的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又遣使诣曲阜祭孔,临行谕使臣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乃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诏革诸神封号,惟孔子封爵(大成至圣先师)仍旧”。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新建太学成,“帝既亲诣释奠,又诏天下通祀孔子,并颁释奠仪注”(《明史·礼志四》)。朱元璋本人也注重学习儒家经典,“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他曾问宋濂“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明史·宋濂传》)。

朱元璋对“帝王之学”的重视,与南宋时的孝宗、宁宗等形成鲜明的对照。昔日朱熹在《壬午应诏封事》中首先提出“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此“帝王之学”即《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大学衍义》是由朱熹的后学真德秀撰成,其大旨在于正君心,肃宫闱,抑权倖;承朱熹之说,以君主的“正心诚意”为治世之本原。在朱熹时,“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而宋理宗却对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十分称赞,他说:“《衍义》一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可实际上,理宗并非真的践行《大学》之道,《宋史·理宗本纪》说,理宗“嗜欲既多,怠于政事”,“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在元朝时,元武宗也曾称赞《大学衍义》,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史·仁宗本纪》)。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又将《大学衍义》奉为“帝王之学”的要典,命人用大字书写于殿堂庑壁。以后,明成祖还亲撰了《大学衍义赞文》。从形式上看,似乎君主对于“正心诚意之论”已经不再“厌闻”,儒家的“道统”于是可以和皇权合而为一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的尊孔崇儒是以皇权的绝对独尊为条件的,如果儒学的话语触犯了皇权的独尊,那么皇权就要对儒学进行整饬。洪武五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诏“罢孟子配享”,一年以后又改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明史·礼志四》)儒家的“亚圣”之所以在朱元璋治下遭“罢配享”的处分,是因为朱元璋读《孟子》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便怒不可遏。《明史·钱唐传》载其事: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因为礼部尚书钱唐的冒死抗疏,朱元璋“鉴其诚恳”,孟子才得恢复在孔庙的配享。又据《鲒埼亭集》卷三十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如果孟子生在明朝,可能要罹杀身之祸。虽然孟子的配享地位很快得以恢复,但《孟子》一书仍不能免此罹难。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芟削《孟子》,编成《孟子节文》。此书的“题辞”说:

《孟子》一书,中间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

经刘三吾的奉旨芟削,《孟子》书中的“国君进贤”章、“天与贤则与贤”章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汤放桀,武王伐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八十五条被删除。从这些删除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朱元璋把《大学衍义》作为“帝王之学”的要典时,他对于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又是一种什么心态。

宋代的道学家常因“玄武门之变”而批评唐太宗:“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程氏遗书》卷十八)依此评价,明朝的第三个皇帝即明成祖更是“三纲”的破坏者。他在朱元璋之孙建文皇帝继位后,就以“靖难”之名起兵,从其侄手中夺得帝位,杀朝中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并夷其族,“坐奸党死者甚众”(《明史·成祖本纪》)。明成祖称帝后,大力推尊儒学,颁行《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宣称自己“任君师治教之重”,要以儒家的纲常名教治理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纂修儒臣胡广在《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中说:成祖“修辑《六经》,恢拓道统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功非惟备览于经筵,实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眞儒之用……窃尝观之周衰道废,汲汲皇皇以斯道维持世敎者,惟师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为之君能倡明《六经》之道、绍承先圣之统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轶千古者也”(《皇朝文衡》卷五)。若按此说,明成祖“卓冠百王”,“恢拓道统”,“大振斯文”,身为皇帝而又做了师儒君子“以斯道维持世教”的事,儒家的“道统”似乎真的可以和皇权合而为一了。

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病逝,其子仁宗仅在位一年而死,继立者为宣宗。《明史·陈祚传》载:“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陈祚上疏劝宣宗勤于圣学,其略曰:“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毕载。愿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开广聪明,增光德业。而邪佞之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宣宗读此疏后大怒,说:“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顿首说:“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宣宗“意稍解”,“下祚狱,逮其家人十余口”,拘禁五年,其父死于狱中。观此可知,明代的君主虽然尊孔崇儒,但其对儒生又是何等的专横!《明史·孝宗本纪》赞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其“可称者”如此,其余则可以想见。

明代的“帝王之学”还有一重要成果,即丘濬在真德秀《大学衍义》的基础上撰成《大学衍义补》。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明宪宗死,孝宗嗣位,丘濬“表上其书,帝称善,赉金币,命所司刊行”(《明史·丘濬传》)。丘濬在此书的“序”中说:

臣惟《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

这段话极大地表彰了《大学》一书的重要地位,而且把圣人之教、人君之治和士子之学高度统一起来。他又指出,朱熹的《大学章句》和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阐明《大学》之道,“以端出治之本,以立为治之则,将以垂之后世,以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因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其所衍者止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于儒者的“全体大用之学”讲得尚未完备,所以《大学衍义补》是“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也”。也就是说,此书主要是补儒者之学的“大用”。虽然如此,此书实是一部体系完备的“帝王之学”的著作。全书一百六十余卷,其总目分为十二,即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先其本而后末,由乎内以及外,而终归于圣神功化之极,所以兼本末,合内外,以成夫全体大用之极功也”(《大学衍义补》序)。此书涉及君主政治的各个方面,而其本原仍归于君主之“正心以正朝廷”。真德秀把“诚意正心之要”分为“崇敬畏”与“戒逸欲”二目,丘濬补之以“审几微”,提出君主应该“谨理欲之初分”,“必使吾方寸之间,念虑之际,绝无一毫人欲之萌,而纯乎义理之发”,由此而“察事几之萌动”,“防奸萌之渐长”,“炳治乱之几先”(同上书卷首)。在“治国平天下之要”的纲领下,丘濬首论“正朝廷”,他提出:“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他又引朱熹之说,“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强调“先正朝廷以为治平之根本,然后推类以尽其余”(同上书卷一)。君主之正朝廷,要“正纲纪之常”,“定名分之等”,“公赏罚之施”,“谨号令之颁”,“广陈言之路”(同上书卷二至四)。关于“正百官”,丘濬提出要“定职官之品”、“颁爵禄之制”、“敬大臣之礼”、“简侍从之臣”、“重台谏之任”、“清入仕之路”、“公铨选之法”等等(同上书卷五至十二)。关于“固邦本”,丘濬说:“臣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君无民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此人君所以贵乎得民也。”(同上书卷十三)由此民本思想,丘濬提出君主的责任应该是“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愍民之穷”、“恤民之患”等等(同上书卷十三至十九)。关于“制国用”,丘濬提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同上书卷二十、二十一)丘濬在这里表达的民本思想,与后来皇帝起居室里的一幅对联相似:“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在此书最后讲的“成功化”中,丘濬说:“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谓‘《大学》之道不在书,而在我’,在当时则为虚文,在今日则有实用矣。臣不胜惓惓。”(同上书卷一五九)他最后又强调,“圣神功化之极”在于平天下,而天下平“由乎人君之一身”,“此人君之为治所以贵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格君心之非也”(同上书卷一六○)。总之,丘濬在此书中希望明代的君主能够本于“正心诚意”,切实地贯彻《大学》之道的“全体大用”,由君主之“内圣”而达于治国平天下之“外王”。

《大学衍义补》在明孝宗时“命所司刊行”,在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又御制重刊。神宗为其作“序”云:“朕惟帝王之学有体有用”,《大学衍义补》“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体用具备,成真氏之完书,为孔、曾之羽翼,有功于《大学》不浅。……朕将紬绎玩味,见诸施行,上溯祖宗圣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图治之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明神宗在位之初的十年,即他九岁至十九岁时,是在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辅命”之下成长,张居正死后,他听信谄言,“榜张居正罪于天下,家属戍边”。此后,他“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他“在历史上颇得荒怠和浪费的声名”,“传统的历史家认为他最大的过失,乃是让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碍公众事物”[①]。就是这样一个昏愦的君主,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要将有体有用的“帝王之学”——《大学》之道“见诸施行”。

明代较有作为的政治家是张居正。他在明神宗即位后担任首辅大学士,执掌实权达十年之久。在他执政期间,振纪纲,明法度,以加强中央集权;核名实,严赏罚,以整饬吏治;抑豪强,简赋税,以培固邦本;禁私学,重致用,以明政学之统一。明代自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制,意在强化君主专制,但自明英宗以后,皇帝大多荒怠朝政,宦官乘机窃夺权势,而内阁大学士辅命幼主,权亦日重,“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职官志一》)。在张居正担任首辅大学士期间,因他与大太监冯保协调了关系,所以幼主神宗的权力实在张居正的掌控之中。张居正在此期间,劝神宗以“讲学、亲贤、爱民、节用”为急务,其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的“尊主权”,亦守儒家的民本之旨,强调“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张太岳集·人主保身以保民论》),告诫君主切不可“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而应该“痛加省节”,“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张太岳集·陈六事疏》)。在文化上,张居正实是“帝王之学”的贯彻者。他说:

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张太岳集·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

按此说,士人之学只是“修己治人”,“以共上之命”,除此之外概无他学。士人应该“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切不可“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同上)。他力主禁私学,明令:“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者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他又重申朱元璋不许生员议政的禁令:“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张太岳集·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张居正是一代“权相”,在他执政期间“治体用刚”,“综核名实,几于富强”。但他专擅朝政,“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特别是“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明史·张居正传》),这也为他死后遭谮毁、被神宗治罪预留下危机。神宗在张居正死后,因在立太子(所谓“国本”)的问题上欲废长立幼,朝臣争执不已,他竟然躲进深宫,不见朝臣,不理朝政,如此“因循牵制”,直到他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病死。神宗的经历,标志着君主制度及其官僚体制已陷入深重的危机,《大学》之道的“帝王之学”在宋明两代都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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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9页;并参黄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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