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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本”与“民本”(一)  

2017-02-05 14:13:04|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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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人本”与“民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而又是近现代的表述[i]。简言之,“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

“人本”就是“以人为本”[ii],与西方哲学或文化的“humanism”相对应,它可译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人文”、“人道”都是中国传统的概念,如《易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显然,这里的“人”是相对于天、地或自然而言。“人本”一词不见于古汉语,其所表述的“以人为本”,不是从哲学的存在论上说以人为“本根”或“本原”的意思(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故而肯定了自然的“先在性”),而是从价值论上说以人为中心(《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心也”)或以人为最有价值的意思。中国古代表述“价值”的概念是“贵”。《论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即以“和”为最有价值。《孝经》云“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即以人为最有价值。《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即以“仁”(爱人)为最有价值。因此,“人本”或“以人为本”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以人为贵”,即以人(类)为最有价值。《论语》载:“厩焚,子退朝,问‘伤人乎?’不问马。”这是以人为比马“贵”。后期墨家对“仁”有一个界定,即:“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墨子·经说上》)这符合孔子的思想(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见《淮南子·要略》),“爱己”就是“爱人如己”,这是以人为具有内在的价值(“不若爱马者”为用马也),即“人是目的”的思想。

“人本”包含“humanism”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思。其区别于哲学或文化的神本主义(僧侣主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伦理学的非(反)人道主义。

《圣经·马太福音》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中国的人本主义有“爱人如己”的思想,但没有“爱上帝”或“爱天神”的思想(利玛窦在《二十五言》中说“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iii],这是以基督教的思想来“补儒”,并不符合儒学的本义)。因为“爱”包含着以所爱之对象为有内在价值的意思,而中国古代的天神是“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内在价值,所以中国古代有“敬天”、“畏天”之说,而没有“爱天”之说(在《尚书》中,“敬天”、“畏天”为的是“敬德”、“保民”)。如果这里的“天”是指自然之天,“天者,万物之总名也”(郭象《庄子注·齐物论》),那么中国古代在“亲亲、仁民”之后有“爱物”。这是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区别。

《吕氏春秋·贵公》篇载:“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在这里,孔子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而老子则“去其人”,放眼于普遍的(包含人在内的)自然,孔、老的不同可以说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老子》二十五章云:“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这里的“王”在傅奕本、范应元本中作“人”。如果说“人”是域中的“四大”之一,那么在老子的自然主义思想中也含有人本主义的因素。

西方现代哲学分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派。科学主义以认知、科技为至上,而中国古代则重视“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孔《传》云:“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中国古代除“利用、厚生”的技术外,科学不发达,这与重视“三事”的价值取向有关系。“为认知而认知”的科学之求“真”在文化系统中应该有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但近代以来的“科技至上”也有与“人本”相异化的倾向。中国近现代文化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中国传统的“三事”价值观亦应继承和发扬。

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善待每一个人。韩愈说“博爱之谓仁”(《韩昌黎集·原道》),此亦孔子“泛爱众”之意。非(反)人道主义不讲“爱人”,甚至残酷地虐待人,将人视为工具、手段,这与儒家思想相对立。扬雄说:“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法言·问道》)非人道主义就是“不仁”,反人道主义就是“不仁之至”。

人本主义具有现世主义的价值取向。除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思想外,中国哲学不以天地、人生为“幻妄”,也不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以天地、人生为“侨寓之所”,而是认为“天人合一”存乎“诚”,“诚”就是“真实无妄”[iv]。中国哲学认为只有“连续性”(而非“此岸”与“彼岸”相分离)的一个世界,故“自强不息”、坚持要在“此世”实现道德的理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将此称为“中华精神”[v]。现世主义而崇尚道德,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

关于人本主义与环境伦理的关系,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主张“反人类中心主义”,这有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按照《圣经·创世记》所说,上帝创造了人与万物,而万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被人所利用或征服。因而有西方生态学家说:“与基督教相比,没有一种宗教更以人类为中心”,“它是最倾向于反对自然的”[vi]。与此不同,儒家伦理是以“爱人”为中心,由“爱人”而推延至“爱物”。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其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不是以利益为中心的,而是以道义为中心的,这构成了其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重要区别。……这种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观念……对于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vii]

《吕氏春秋·爱类》篇云:“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人本主义在生态问题上首先是“爱人类”,由“爱人类”而推延至“爱万物”(张载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在当今世界,如果不“爱人”,有一部分人处于极端贫困中,人与人处在“战争”的状态下,那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和平”可言;如果对子孙后代没有恻隐之心,“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粮”,那也就无所谓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从价值理念和操作层面说,首先是人际和谐,然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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