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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关于“民本与民主”的几点启示  

2017-02-05 14:19:27|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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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1997年我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参加一个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学术研讨会,我为会议提供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民本与民主》的论文,归后稍作修改发表于《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转载)。此文第一部分述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从《尚书》开始,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第二部分述中国近现代民主思想发展的进程,从魏源赞扬英国的“巴厘满”(议会)制度开始,至邓小平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下于1941年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乃至1949年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此两部分因文繁不俱引,现将第三部分的“几点启示”转录于下:

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民本思想是这一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明清之际,君主制的弊病已经引起一些士人的反思,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蕴含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中的民主思想,主要是出于救亡图存、民族自强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个人权利和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追求,因此中国近现代的民主思想虽然否定了与民本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但在价值观上仍然是以集体主义的民本思想为基础。在西方,民主是以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多元利益的“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在中国,在集体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下,如何达成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和谐,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如何既有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又能保持社会的共同富裕,这将是中国的民主需要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

2.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身特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与多方面因素相联系的过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宪派提出渐进改良的政治构想,就已考虑到“民智未开”的问题。革命派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由于缺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支持,不得不向旧势力作出妥协和让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公民文化素养、自觉追求民主的主要是为数不多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代表民众的利益,首先由他们组成一定的政党,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政党是否真正代表了最广大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而如何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民主政权的关系,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改革中十分突出的问题。

3.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与中国革命的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中国的旧势力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对内压制民主势力、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中国在近现代没有可能走一条循序渐进的改良道路,而只能通过革命推翻旧势力,动员民众反抗侵略,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革命为了救亡,而救亡需要民主,革命与民主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但是,革命就要进行军事斗争,而军事斗争需要集中力量和集中指挥,因此革命与民主又有相抵触的一面。在救亡成为最迫切的任务时,民主往往被视为手段,而失去了其目的的意义。就革命与民主有相抵触的一面而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有在外部压力比较缓和,国内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才能真正取得大的进展。

4.中国近现代的民主思想取自西方,而学习西方是为了有能力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民族竞争、弱肉强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合万邦”“世界大同”思想相违背的,也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难以认同的。中国人民在学习西方民主的同时就已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缺陷,尤其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之所以走向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是在外部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压力下自己选择的结果。当然,这也给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提出了更加艰难的课题,即中国在还没有充分吸收西方民主的精华时又需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有严重的失误和失败,中国在1949年之后也同样留下了教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讲专政而践踏民主的教训更为惨重。1976年以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也必将取得进展。

5.西方的议会民主是以政党间的相互竞争、谈判和妥协为其操作规程的,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没有为这种制度的形成提供充分的社会条件。民国初年,曾有人试图通过议会来改变北洋军阀政府的假共和,但这种努力遭到失败。孙中山最终认识到必须联合民众,通过武力扫除军阀,建立真正的民国。中国的国共两党之争,是在民族危亡的迫切形势下,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之争,这只能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达成一定的妥协,而从根本上说不可能通过议会的利益协调来解决。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没有为中国的政党政治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和平的选择发展道路的环境。因此最终形成的是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在一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制度。当国际冷战的形势已经结束,国际国内都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时,如果国共两党都能接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原则,改变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旧模式(补注: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曾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共两党有可能达成新的谅解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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