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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儒家伦理教育:关键是要有适合现代的儒家价值观*  

2017-02-05 14:09:47|  分类: 国学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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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国际儒学大会(马来西亚)讨论“儒家伦理教育:如何把理论落实在生活里?”这无疑是现代儒学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逐渐解决还必须经历一个“学术研究与社会普及”双向作用的过程,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是要有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儒家价值观。我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和儒学普及都研究很少,之所以提出以上见解,是因为受到宋代儒学复兴的启发。

在北宋初期,儒学经唐末和五代十国之乱,实也经历了一个衰落的时期。五代时期的冯道,曾倡议完成了儒家《九经》的“五代监本”,但其本人“历事五姓”,实乃无耻之尤。儒学的衰落,至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时期仍很严重。范仲淹在其《四民诗》中批评当时士风和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而当时儒学的状况是:“禆灶(喻佛老)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范文正公集》卷一)稍后,王安石与张方平对话:“一日(荆公)问张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公欣然叹服。”(宗杲《宗门武库》)在此之前,虽然已经有了宋真宗的“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但当时儒学的状况仍是“六经无光辉”,“儒门淡薄”,当时的士人在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而且士人中的许多精英不被儒门所“收拾”,“皆归释氏焉”。

北宋初期的儒学之所以有如此衰落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儒学虽然被唐、宋的统治者所提倡,但没有给当时的士人提供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的儒家价值观。如钱穆先生所说,“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所谓“进士场屋之业”,就是士人通过科举而“功名思苟得”;而当科举和仕途受挫时,就到“释、道山林之趣”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受官僚体制容纳人数的限制,科举虽然为士人提供了晋身功名之途,但通过科举而能得到功名的毕竟是士人中的少数,绝大多数读书人都科场困顿,终其一生为“白衣”“处士”。官场的污浊、宦海的险恶,又使相当一部分踏入仕途的高洁人士寻机退避三舍,独善其身。这样,许多士人中的精英就不得不“皆归释氏焉”,因为释、老毕竟还可为其信徒提供一种鄙薄功利、不计穷达的“安身立命之地”。

我认为,宋代的儒学复兴始自范仲淹。他在早年所作《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范文正公集》卷三)这是宋代儒者第一次表明了寻求“孔颜之乐”或“内圣外王”的价值观。后来,范仲淹在“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时亦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宋史·张载传》)。他在《岳阳楼记》中表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更与佛、道“二者”的境界相区别。在范仲淹晚年,其子弟要为他在洛阳建府第,他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范文正公集·年谱》)

“内圣外王”的追求,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中就是在全国普遍建立郡学,推广胡瑗的“苏湖之法”,亦即“明体达用之学”。所谓“明体”,就是认明儒家之经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所谓“达用”,就是经世致用,“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换言之,“明体”可谓“内圣”,亦即“瓢思颜子心还乐”;“达用”可谓“外王”,亦即“琴遇钟君恨即消”。有关“明体达用之学”对于宋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钱穆先生说,“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

范仲淹、胡瑗之后,被尊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提出士人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通书·志学》),这也同样表达了“内圣外王”的追求。后来,曾受教于周敦颐之门的程颢、程颐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此后,“孔颜乐处”、“内圣外王”成为宋代新儒家普遍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内圣外王”对于宋代儒学的复兴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为当时的士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安身立命”而又不同于佛、老的价值观。《论语》载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又载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颜乐处”就是把儒家之仁道作为人生之最高的、内在的价值追求,只要恪守仁道,人就可以达“道义之乐”的精神受用,即使身处贫贱之中,也“不改其乐”。这样的一种境界,是儒家的鄙薄功利、不计穷达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它之所以区别于佛、老的境界,又是因为它不仅追求个人的“安身立命”、“独善其身”,而且担负着“仁以为己任”、“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虽然因“时命”所限而往往被个人的生活遭遇所困顿,但只要有时机,他就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此即孔子对颜渊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亦即范仲淹所说“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

这样的一种人生价值观,适可以对治当时的士人要么沉溺于科举场屋之学中而“功名思苟得”,要么在功名之心磨炼得淡泊以后而到“释、道山林之趣”中寻求精神慰藉。它为当时的士人提供了一种恪守儒家的仁道志向,不为个人生活的贫富穷达、科举仕途的顺逆沉浮所改变的“安身立命之地”。《宋史·范仲淹传》评价说:“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朱熹也曾评价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因为宋代的儒家有了这样一种适合当时士人的社会生活状况,能够超越功名利禄而又不同于佛、老的人生价值观,所以儒门不再淡薄,士人中的精英纷纷归附在儒门之下,从而宋代的新儒学得以建构和发展,实现了儒学的复兴。

从宋代儒学的复兴反观今日儒学的现状,虽然现代新儒学已经建构了新理学、新心学等哲学理论形态,但这些理论形态还不足以回应近代以来儒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足以为现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与时俱进、协调发展的理论导向,特别是还没有提供一种能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认同,可以使他们在现代社会得以“安身立命”的儒家价值观。我经常想,如果现代新儒家所提供的理论形态只是在一个学术小圈子里“存亡继绝”,而没有得到学术界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或只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显其“特立独行”,而不能把理论落实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没有落实到儒者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那么现代儒学的复兴就是不可能的。

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已经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儒家的“明体达用之学”或“内圣外王之道”——从其抽象的意义上说——当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但其具体的理论形态和价值观念必须作出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重构和调整。试以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而论之,“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这里的“君臣”已被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制度所改变,古代的“礼乐”(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也已大部分不适合于现代,“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当然是儒学中最具有普遍恒久价值的民本思想,但“归于皇极”就不应该延续到现代了。可见,传统儒家的“体”和“用”都需要作出调整。如果仍然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或出于心),天(心)不变,道亦不变”,或认为从千古相传、历世不变的“内圣”可以开(“坎陷”)出现代的“外王”,那么这种理论形态显然难以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我认为,现代儒学复兴的一个基本条件和标志是,现代儒学的理论形态和价值观念可以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较普遍的认同,然后通过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的相互作用,使这种理论形态和价值观念逐渐普及、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如果现代儒学的理论形态和价值观念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还仅只困于一隅,不被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同,又遑论普及、落实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再试以“孔颜乐处”而论之,这种崇尚道德,以道德为人生之最高的、内在的价值取向的观念,在现代社会流行的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被物役的商品拜物教中,仍然有特别重要的警醒世人、淡泊名利、回归“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真正幸福生活的意义。但是,如果简单地重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么这种精神境界显然难以被现代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所认同。传统的“孔颜乐处”是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命运观相联系的,如果“不知命”,就“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以传统的“君子”只关注“修己以敬”和“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而把个人的贫富穷达归之于“天”。这里缺少了现代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合理竞争、实现自我和个性自由发展的意识。因此,只有在“孔颜乐处”这一人生最高的、内在的价值取向中,补充以合理竞争、实现自我和个性自由发展的现代意识,才不致流于“标之过高”或“言行不符”,才宜于被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同;只有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认可和认同,现代儒学的价值观念才能够真正落实到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笃行”的而非“高蹈”或“空谈”的学问。

以上只是从宋代儒学的复兴得到的一点启示,至于如何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复兴并把儒学理论落实到社会生活中,这肯定需要有多方面的研究和多种社会条件的配合。

*2006年3月接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来函,讨论“儒家伦理教育:如何把理论落实在生活里?”遂作此文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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